從英國、印尼、法國、巴基斯坦、德國、比利時、丹麥到美國，克服極端化的仇恨社會，尋找聯繫人類社會、共同生活的可能～～

《古蘭似海》作者卡拉．鮑爾走訪世界，探訪各地的「暴力極端分子」與「去激進化社會工程」，帶領讀者看見人性幽微、發掘勇氣帶來的巨大改變，以及直視自己身為記者、同樣身而為人的同理心局限！

引言

二○一六年冬天，唐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我和許多美國人一樣，全身血液嗡嗡作響，感覺某種新的毒素在全國各地和我自己的體內流竄。夜裡躺在床上，我把滾燙的臉埋進枕頭，腦海中翻騰著白天聽到的有關禁令、高牆和政策反轉等種種醜惡的報導。我的胸口發悶，呼吸短促，肌肉因某件事——我不確定是什麼——而僵硬緊繃。我凝視天花板，然後盯著時鐘上的指針吃力地爬向早晨。我會感覺一波波腎上腺素推著我的怒氣往外竄，衝向川普，衝向他的政黨，衝向投票給他的每一個選民。有時候，怒氣甚至凝結成恨意。

白天，我開始考慮寫這本書。就在美國政治愈來愈兩極化、美國極端主義者的聲量愈來愈大之際，我讀著德國、挪威、巴基斯坦和沙烏地阿拉伯的人們步入與脫離暴力極端主義的路徑。我較早的研究是以加入ISIS的西方青年為焦點，在他們其中幾人身上，我認出自己在大選過後的心理狀態。如果「激進化」的其中一項定義是世界觀的窄化，是削弱一個人理解其他觀點的意願或能力，那麼我的確親身領略了箇中滋味。儘管我蒐集的故事是關於海外的戰爭和暴力極端的聖戰士，但美國的狂熱氣氛和這些故事不乏相似之處。某天下午，我向一位友人描述這項書寫計畫，對方不以為然。那樣想必有點過火吧？他答道，美國人還沒準備好閱讀把他們拿來跟ISIS成員相提並論的書。

然而，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一度被視為激進的想法，如今躍入了主流。二○二一年二月，目標是以「在俄亥俄州公民與州政府之間搭起銜接橋梁」的《俄亥俄首府日報》（Ohio Capital Journal）請教去激進化專家，川普時代的極端分子和ISIS招募的新成員究竟有什麼不同註1。二○二一年一月六日，美國國會大廈遭到襲擊之後，曾在川普任內擔任三年國土安全部助理部長、主掌反恐行動的伊莉莎白．紐曼（Elizabeth Neumann）對《時代》雜誌（Time）表示，總統之於這群叛亂者的角色，堪比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之於九一一劫機者所扮演的「精神領袖」。她敦促美國「以我們追捕蓋達組織的同樣力度」追捕這群叛亂分子註2。

九一一之後，政府與媒體莫不在暴力極端主義與伊斯蘭聖戰組織之間劃上等號。關於恐怖主義如何從九月的蔚藍晴空橫空降臨美國的故事，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訴說。將近二十年過去，許多美國人非得經歷另一次全國性創傷，才終於看清統計數字所呈現的、也是有色人種早就透過經驗得知的事實：最嚴重的恐怖威脅並非來自異國、深色人種和穆斯林，而是來自土生土長的美國白人。就像恐怖電影裡的保姆發現連續殺人魔並沒有躲在樹林中，而是藏在屋裡，美國終於意識到暴力極端分子就在我們身旁。「我們最嚴重的威脅來自內部，而不是外部，」前國防部長查克．海格（Chuck Hagel）說，「受政治因素啟發的武裝叛亂分子、極端主義者、法西斯團體和其他活躍的破壞力量，如今已是美國常景的一部分，正如我們見到象徵美國民主搖籃的國會大廈上星期遭到了襲擊與占領。」註3

隨著國家絞盡腦汁思索如何因應本土政治暴力課題，許多問題一一浮現。我們如何在國土安全與個人自由之間取得平衡？是否有辦法教導人民接納強健有力的多元主義，甚至只是多一點點包容？在去激進化方案的制定上，政府應扮演何種角色？正當的政治異議與社會威脅的界線在哪裡？

這本書探索其他國家如何克服此類問題的方法，並簡單研究美國的幾位去激進化先驅。我跟警察、政治人物、神經醫學家、社會工作者和ISIS激進分子的母親對談，尋找把人們推向暴力極端主義的原因。我前往印尼和巴基斯坦，看看社區如何改造恐怖分子；那些恐怖分子不是陌生的異鄉人，而是人們的鄰居和親戚。我在丹麥和比利時見到幾位警官，他們為原本抱有極端思想的人精心策畫了被批評者斥為「擁抱恐怖分子」的創新方案。在比利時，我訪問一位想方設法阻止市民投向激進主義的市長。在德國——一個因檢討其納粹歷史而成為感化行動先鋒的國家——我了解到該國七百二十項去激進化方案的潛力與局限。

在這趟過程中，我見到曾執行邪惡計畫的人——無論是密謀炸毀長島鐵路，或計劃持刀砍殺和平遊行的抗議者。我漸漸學會以新的角度思考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但也帶著一股古怪而顯著的樂觀情緒。全球各地都在實驗人性化且創新的替代方法，取代監獄及武裝防衛等傳統對策。我在書中描述的許多解決方法或許看似激進，但正如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真正的激進是讓希望得以成真，而不是讓絕望成為具說服力的選擇」註4。

不過我說得太快了，待我慢慢道來。

唐納．川普宣誓就職幾天後，我在德州待了一星期，開啟最終成為這本書的一趟旅程。一個在達拉斯對國際事務感興趣的協會，邀請我談談我的第一本書——《古蘭似海》（If the Oceans Were Ink）。我抱著希望，但願那天晚上是逃離整個冬天新聞上關於仇恨、高牆與封閉邊界等種種談話的機會。我一走進會場，立刻見到令人寬心的跡象。在貝聿銘設計的建築物裡，一群衣冠楚楚的人士優雅地吃著起司和水果。該協會會長是一位銀行家，他正在用法語跟一個巴黎人聊天。一名巴勒斯坦裔的美籍醫生跟一名阿爾及利亞裔的美籍女企業家商量著籌辦即將到來的募款盛會。

我的書堆放在美耐板桌面上，負責顧攤位的是個留著鬍鬚、穿著寬鬆T恤、活潑而年輕的書店員工。《古蘭似海》講述我與一位傳統伊斯蘭學者的友誼，以及我們共同研讀《古蘭經》的點點滴滴；這本書是一次嘗試，看看身為世俗的美國女性主義者，我自己的世界觀跟來自印度鄉村、受伊斯蘭學校教育的保守派宗教學家會有怎樣的激盪與碰撞。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是，我們兩人找到了共通之處——一片由共同的道德觀構成的廣袤之地。我們都相信民主、科學、理性、多元包容與人權的價值，也都致力將我們的女兒培養成堅強且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女性。長達一年的聆聽練習，令我跟一個擁有和我截然不同世界觀的人意外合拍。

我寫《古蘭似海》來說明伊斯蘭教是個正當且人性化的信仰，和登上新聞頭條的那些激進組織所展現的不寬容與暴力大相徑庭。以前曾有人質疑我的這項論點，但環顧那天晚上在達拉斯的這群都會名流，我但願他們能放我一馬。

事實證明，我想得太美了。

在隨後的提問環節中，一位骨瘦如柴的長者舉起了手。「妳的整場演說完全沒有提到聖戰，」他責難地說，「我這裡有一份清單，列出從網路上查到的、伊斯蘭教中有關聖戰的說法。」他攤開一疊紙張，逕自讀起摘自《古蘭經》的一段話：「殺死偶像崇拜者，無論你們在哪裡找到他們……」

「是的，」我俐落地打斷他，「那是所謂的『殺戮詩句』（Verse of the Sword）。恐懼伊斯蘭教的人和聖戰士同樣都喜歡引用這段話，因為那似乎讓暴力師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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