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一百種模樣：跨越時代、地域與文化，尋訪關於身體、戰爭、災變、性暴力與精神創傷的無聲告白 … 本書聚焦於一個看似抽象、但其實在人際活動中經常出現的概念：不得已的沉默。導致沉默失語的可能原因眾多，包括生理性的腦部異常、心因性的創傷 …
一把牙齒
某個星期天下午，我來和亡者坐坐。房間幾乎原封不動。我的兄弟姊妹在書櫃裡的畢業照中微笑，和我對看。有隻科米蛙玩偶把長長的腿跨在一只雕花玻璃醒酒器上。一切都是一樣的，但也都不同了。我站在我外婆的書房裡。她和我們家同住二十五年，六個月前過世。現在，她的房間清乾淨了、門關上了。她中風過世前半年，摔跤撞到頭，在壁爐上留下黑甲蟲般的血漬，現在刷得乾乾淨淨。整間屋子反常地空了下來，於是我來到她的房裡坐著，與寂靜為伴。
我走向書櫃，指頭滑過她的東西，觸摸她生活的邊邊角角。我掀開一口裝甜食的瓷瓶，發現裡面有幾顆乾掉的利口酒糖果。那裡有好多書，有名言佳句錄和禮儀指南，還有七○年代的藍帶廚藝課本，裡頭夾著對摺的手寫桌次表。很多書外皮沒有標示，只用燙金皮革裝訂。我抽出了一本，不禁啞然失笑。那根本不是書，是個冒充皮面聖經的錄影帶盒。我繼續看下去，發現那裡有成打的這種假皮書，大概是要替《駭人命案事件簿》或《佛伊爾的戰爭》一類的影片掩人耳目。1我打開其中一個錄影帶盒，標籤上的手寫字跡無法辨識，世界就此遺失了裡面的故事。我繞著書櫃打轉，移開一本邱吉爾傳，發現傳記後面藏著數打平裝言情小說。這就是外婆的作風，她堅信外表的力量，事事都得注重形象。她的儀容總是無懈可擊，我滿十五歲時，她就叮囑我得開始天天替脖子保濕。她直到去世時都睡在絲質枕頭上，相信這對皮膚好。
傳記旁邊有一堆鑲著金色鉸鏈的陶瓷小匣。這些是古董珍品，用來紀念重要的日子，從孫子的誕生、到百老匯劇作首演，無不收錄。我拿起其中一個，它像沙錢一樣叩叩作響。我和硬梆梆的金色鉸鏈纏鬥一番，掰開盒子之後怔了一秒。小匣裡裝著六顆乳牙，那些二十年前屬於我弟妹、沒被牙仙子拿走的泛黃琺瑯小米粒。我無法相信她竟留著這些牙，留著這永恆的身分標記。其他一切都不見之後，唯一留下來的會是這東西——牙科病歷，或一串叩啷叩啷響的、代表疼愛的暗號。
外婆搬進來住時，我年紀還小，或說是處於童年的邊緣：十三歲。她一搬進來，家裡的氣氛整個變了。那是個充滿動盪和巨變的時期，也是在那時候，我失去了說話的能力。或應該更精確點說，我失去了像個人般對話的能力。我能回答直接的問題，也能在學校參加遊戲。但幾乎有一整年，我不再與人對話。在學校，我不再說笑話或問問題，變成一個背後靈，幾乎隱形，杵在話頭邊緣。我能一連好幾天不吐出半點有內容的話。外婆的遷入帶來了一種侵蝕——隱私、空間和時間上的侵蝕，不是每件事都能夠明明白白地說。我的安靜，或多或少和家的新樣子有些牽連。
在許多方面，那一年把我形塑成日後的樣子：善於消失、觀看與傾聽，在別人的人生中過日子。過去十年來，我從事記者工作，說出「假裝我不在這裡。向鏡頭說話。別看我」的次數已經數不清了。訪談的藝術在於消失——而非插話，或補白——讓受訪者展現自我。工作之餘，我把空閒時間花在撒馬利亞人協會的志工服務上，去聽別人的故事，因為自己的故事，我不太會講。2對我而言，說出自己的感覺，總是件苦差事，而這不能言語的沉默幾乎要讓我的人際關係不復存在，我無以表白疑懼，甚至說不出「我愛你」。
我停止說話的那段時期，在我眼裡似乎和「我是誰」的絕對核心完全吻合。但描寫出那個時期、我為期數月的那段沉默，感覺總有些不對，就像摸進我外婆的房間亂晃——搬開細心堆砌出的裝飾、那些別有寓意的傳記、燙金皮面錄影帶盒，然後赫然發現一把牙齒。在那段時期，太多妥協和憂慮使我爸媽緊繃得瀕臨斷裂、緊繃得變形。我不想讓人想起關於這段過去的任何片段，或暗示誰做錯了什麼。因為這背後的一切全都是愛——一盒孩子的乳牙。這始終都只是愛。
現在，外婆走了。我們全家正重新開始，像斷掉的骨頭重新生長。我們正在學習如何平衡失去的重量。我爸媽出售了房子，他們要搬出去，重新開始。而我要結婚了。
一切即將改變、我就要成為某人的太太了，生活在這些事發生前的空檔中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感覺上，結婚終於讓我站起來，掌握語言，在實際的世界中做出某些改變——確實如此。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的思緒轉向早年那些沉默的日子。我覺得去了解我為何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停止說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頭一次開始嘗試回顧那些空白的日子，重訪休眠了好些年的記憶。同時，我也開始接觸其他人，去了解當言語再也不聽使喚時，他們是怎麼應對的。我希望理解語言如何離棄其他人，藉此探究自身遭遇的核心，將沉默從我的人生中永久消除，一勞永逸。
我到外婆房間想找婚禮上的朗讀詞。她總是教我，詩是重要的——當你自己無話可說，就需要別人的話來解圍。她留給我一個白色小行李箱，裡頭裝滿她這一生從書刊雜誌上撕下來，或從別人書上抄錄的詩。但今天我卡住了。傳統的詩人讓我希望落空，上網搜到的「婚禮詩」無不是浮誇之詞和譬喻，偏離我真正的感覺，越偏越遠。一個一個網站看過去，我讀到的不出伊莉莎白．巴雷特．布朗寧的同一首詩和瑪潔莉．威廉斯寫的《絨毛兔》，關於愛如何讓我們變得真實。3那些話都行不通。
婚禮對我十分陌生。我參加過許多婚禮，但對於成婚是什麼意義毫無頭緒。婚禮讓我想起一個曾經讀過的故事，關於「美國最常入鏡的穀倉」。大家都知道那座穀倉是什麼，為了拍個照不辭千里來訪。但它就是太出名了，太常入鏡也太常以路標註記，以至於沒有人能真正看見它真正的樣子。它成了一件自我模仿的復刻品。婚姻感覺起來有點像這樣，受人祝福慶賀、津津樂道，但真面目完全不可知。詭異地，成婚的現實與字面本身脫節。
我漫無目的地掃視書架，打開舊舊的魯伯特．布魯克詩集和二十世紀情詩選讀。4沒有一首讀起來對勁。然後我看見它了——一本我的舊書——夾在傳記之間，書背包著的看起來是塊已褪色的綠色染布，我打開那本書。書上有鉛筆筆記和摺角，還夾著一張灣區捷運系統的車票，屬於通聯舊金山和灣區的列車。
……
彈震症
能靠著說話走出傷痛是一個相對新穎的觀念，或者應該說是我太天真了，以為這觀念有一絲一毫適用於尼泊爾的情況。我曾讀過在盧安達種族屠殺後，有群立意良善的心理醫師到那裡去，想治療戰爭帶來的心理傷痕，但是被送走了。根據作家安德魯．索羅門（Andrew Solomon）所言，獨自坐在暗房裡接受療程，對盧安達人來說，根本無法理解。要恢復，你就得走出去，在明亮的陽光下加入群體。和其他人分開、獨自在暗矇矇的房間被迫講出經歷過的遭遇，人們認為其害深遠。1但是呢，至少在英國，講談療法的效力已經形塑了我們看待創傷事件的方式，以及妥善復原的辦法。
我第一次學到講談療法的發展，是在撒馬利亞人協會的年會。有個軍事歷史學家用投影片呈現彈震症（shell shock）患者畫質粗糲的照片。他說，當今我們處理許多心理學課題的態度來自戰爭的經驗。2他也讓我們看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線歸來的人的照片，他們無法重返戰場。他們的症狀各式各樣，但被總體歸結為「彈震症」——有些人被震傻了，有些人記不得自己去了哪裡，或發生了什麼事。
其中一張照片裡有個男人，在輪椅上扭曲瑟縮，身體看起來沒有明顯負傷，純粹無法經受戰爭的恐怖。他名叫派西．彌客（Percy Meek），是個來自諾福克（Norfolk）的籐編師傅，入伍兩年後因為彈震症退出軍隊。3他曾被限制不得加入往德軍陣線衝鋒的行列，被送到醫護站時，人無法說話，還有仍在壕溝裡的幻覺。抵達南安普敦（Southampton）的內特利醫院（Netley Hospital）時，他還是說不出話，也無法自主站立。
像派西這樣的人對當局造成了問題，因為他們佔用了床位。英國政府得想辦法讓他們處理這些無可言喻的恐怖遭遇，好讓他們回到戰場。結果，讓派西重新說話的方法是電擊，醫師也嘗試過催眠、職能治療和講談療法讓他重新開口。
「講談療法」（the talking cure）一詞，由佛洛伊德的同事約瑟夫．布羅伊爾（Joseph Breuer）首創，用來描述他對貝爾莎．帕本海姆（Bertha Pappenheim）採取的療法。在案例紀錄中，她又化名為「安娜．O」。4在《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中，佛洛伊德說講談療法治療歇斯底里症狀的方式，是讓患者接觸他們深深埋藏的創傷，創傷深到大腦已經將之沒入潛意識，只會用無法解釋的身體症狀浮上表面。佛洛伊德寫道：「我們倍感驚訝地發現，如果我們成功喚醒干擾事件的確切記憶，引起附帶的作用，而且如果患者鉅細靡遺地詳述該事件，讓文字奏效，個體的歇斯底里症狀會立即消失，且不會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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