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上午，《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玛莎·格森（Masha Gessen）准备飞往德国不莱梅。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 Böll Stiftung，德国绿党旗下基金会，绿党为当前德国三党执政联盟一员）和不莱梅市参议院即将在两天后向格森颁发“汉娜·萼兰政治思想奖”，表彰其对“美国和俄罗斯社会对政治潮流与冲突”，其中的“权力博弈”、“极权趋势”、“公民不服从”和“对自由的热爱”的书写。但是，格森发现，颁奖仪式被取消了。
伯尔基金会稍早发布了一则声明，宣布由于格森在四天前发表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将加沙比作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的犹太人隔都（ghettos，又译作“犹太人聚居区”），并将以色列当前对加沙的进攻比作纳粹对犹太人隔都的摧毁（liquidation），因此决定退出原定于15日在不莱梅的颁奖仪式。紧接着，当地一所大学也取消了依惯例在颁奖次日在校园举行的讨论会，理由是因为格森的文章会让学校触犯一项法律。据格森所知，德国并没有这样的法律，他（格森自我认同为中性性别，新兴的英文中性第三人称代词为“they”，但中文中没有中性第三人称代词，这里姑且用中文原先不分性别的“他”——作者注）估计学校指的是他文中讨论的德国议会2019年通过的一项关于谴责“BDS运动”（针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的决议。
这可能是对同一天早些时候渐强的呼声的反应。德国以色列协会不莱梅分会主席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主办方取消颁奖，表示把奖授予格森是表彰一个“思想与汉娜・萼兰形成强烈反差的人”，向其颁发这一荣誉“与对抗上升中的反犹主义的必要决定相冲突”……格森能将加沙与纳粹的犹太人隔都相比“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怀有一种“对犹太国家的根深蒂固的和根本性的负面偏见”。萼兰奖的两位创始成员也呼吁取消颁奖，他们的公开信写道：“玛莎·格森用他有关中东冲突的表述取消了自己的资格，以一种败坏所有参与颁奖仪式的人的名誉的方式，尤其是德国犹太裔思想家汉娜・萼兰。”
失败的噤声企图格森的批评者们声称其思想与萼兰抵触，因此不配得奖，但只要对萼兰有基本了解，便知道她本人也是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激烈批评者。
观察者很快指出这起事件包含的讽刺。因为这些德国机构的反应恰恰印证了格森那篇成为众矢之的的文章《在大屠杀的阴影下：欧洲的记忆政治如何阻碍我们今天看清以色列和加沙》的一大主题，即当代德国关于二战大屠杀的特定的记忆文化，及其对“向犹太人负罪”这个“国家人设”的表演性塑造，使其用“反犹”指控压制一切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的批评和谴责。这种官方立场并无法律基础或效力，却经常以拒绝或剥夺德国政府慷慨的文化资助的形式来发挥作用。格森在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清醒地意识到将加沙的人道惨剧与大屠杀相比会让自己陷入麻烦。而结果正如他所料。
平添另一层讽刺的是，涉事奖项以德国犹太裔哲学家汉娜・萼兰（Hannah Arendt）为名，格森的批评者们声称其思想与萼兰抵触，因此不配得奖，但只要对萼兰有基本了解，便知道她本人也是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激烈批评者。《在大屠杀的阴影下》中便提及，萼兰本人在1948年就将以色列保守民族主义政党赫鲁特党比作纳粹和法西斯政党。1960年代，她对以色列审判大屠杀主要组织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著名报道，批评时任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拒绝将大屠杀作为具有潜在普遍性的反人类罪行交给一个国际法庭审判，处心积虑将审判打造成一场针对“反犹主义”的“演审”（show trial），以服务于以色列的国家建构。这为她招致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攻击，强度远超格森所受的待遇。
在犹豫了一小时后，格森决定按原计划飞往不莱梅。第二天他发了一条推特：“你会以为，在人们关注萼兰奖闹剧的时候，我会被媒体的电话和短信淹没。你错了。没有一位德国记者联系我请我评论。”次日又发了一条：“更新：现在要我评论的请求已经多过我能应付的程度（但我在努力）。”
或许是随之而来的大量报道和声援让主办方很快改变了决定，或许是因为主办各方之间本来就有不同意见，最终坚持颁奖的意见占据了上风，或许是格森本人的犹太身份为他提供了特殊的保护。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在比原计划晚一天在不莱梅把奖颁给了格森。只不过，仪式规格和规模都极度缩水，变得更像是场私人聚会。
伯尔基金会在18日又在柏林举办了一场规模稍大的讨论会，以实现“更细致的对话”（nuanced dialogue），邀请格森与基金会的两名联合主席对谈。根据现场实况，讨论会场面尴尬，双方并未实现有效对话。两位主席试图谨慎拿捏一条中间路线：依然坚持拒斥格森将加沙与犹太人隔都的对比，并标榜本机构和德国国家崇尚言论自由——因为奖还是颁了，讨论会还是做了。格森则针锋相对，变本加厉地宣读和比较被围攻的加沙居民与二战犹太隔都居民的证词，指出两段历史的惊人相似，重申对历史事件进行比较是人类以后见之明避免惨剧重演的重要途径。至于此事反映的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言论自由尺度，格森说道：“这是一场失败的噤声企图，我很高兴它失败了。它不仅失败了，而且适得其反。如果不是因为围绕颁奖的争议，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我《纽约客》的文章，它也不会被完整翻译成德语发表在《明镜》。我想，这不是那些决定退出（颁奖）的人的意图。”他还说，这起事件对他个人的一课是，“要坚持让对话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