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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原文：从“冷战俄匪”到“自由人”，台湾解密档案中的陶普斯号真相

【编者按】回溯历史伤痕的时候，我们常会惊讶发现，即使战争的对象更换，政权一代代更迭，但相似的场景总是一再重演。揭开半个多世纪前从未被人聆听过的故事，看到我们生活的土地上深埋的伤疤，会不会让今日的我们，获得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的线索呢？

这个故事，发生在大国夹缝之间。美苏冷战的年代，海峡两岸对峙更甚今日，蒋介石为获得更多政治筹码，扣留苏俄与波兰等共产国家的船只，软禁其船员。这些船员被亲美阵营定义为“俄匪”，但回到苏俄又被奉为抗美英雄，甚至树立雕像纪念；留在台湾的，则声称自己向往自由，甚至连共产国家的国籍都抛弃。斯人已逝，我们无从印证谁的信仰是真心，谁的选择是被迫。然而，我们可以做的是，从情报机关的档案中抽丝剥茧，将“匪”与“囚徒”还原为“人”。

生而为人，我们可以定义“我是谁”吗？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否给了每个人充分的自由，去决定自己以什么身份在何时何地而活，甚至，死后以什么名字被铭记？我们是否相信人人都应有这种自由？这些问题，适用于冷战年代，也适用于此刻和未来。

《苏俄船员藏身台银招待所 深居简出唯一消遣看电视 大庭巨宅几分神秘・六水手共谱思乡曲》——这是《自立早报》1988年3月10日刊出的一篇报导。

其中提到的“台银招待所”，位于宜兰礁溪温泉胜地，但居住其中的却是6个神秘的苏俄人，还有中华民国军情局与国安局的官兵。

6人被中华民国政府扣留已达34年之久，另有1人甚至在入住前已自杀，此事却在当年才第一次为外界所知。媒体蜂拥而至，但营区门禁森严，记者只能从外围观察。

他们究竟是谁，从何而来？为何被囚？这个疑团，直到今年3月，才有了更详细的解答。

今年2月28日，修正后的《政治档案条例》开始施行，原本因为国家安全或对外关系而限制应用的已解密政治档案内容，也因而开放大众应用。3月，端传媒申请到国防部军情局“安抚小组”和国家安全局“宜朋专案”的两份档案，共计12个卷宗，合计2500页。当中记录了军方如何管理这批俄籍船员的经过，其中有预算书、核销单据、租屋契约、照片、工作成员档案、与上级的公文往来，以及管理日志等档案资料。

档案记载，1954年5月24日，苏联的远洋油轮“陶普斯号”自黑海沿岸最大港口敖德萨（Odessa，现为乌克兰南部大港）出航，28日在罗马尼亚的雅康斯坦察港装载了11607.16公吨的照明煤油，计划运往美苏冷战的东亚前线：共产中国的上海港。

船上有49名船员，其中，27岁的陆伯克（Vsevolod V. Lopatyuk）是厨师和水手。他离家之时，与家中的母亲、太太和刚满两岁的女儿道别。

殊不知，这一次出航竟几乎跨越了整个冷战才能返航。他与其他6名船员一起被中华民国政府扣留，辗转台湾多地为囚，30多年后，1人自杀、2人病逝，余下4人中，有3人于1988年回到苏联。

最后一个回去的是陆伯克，他在1988年选择归化中华民国国籍，在电视访问宣称要“做个自由人”，却又在5年后，终回到故乡敖德萨。那时，敖德萨在1991年的苏联解体后，已经变成了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也从一个27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轮椅上的中风老人。

7人中还包括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各省出生的卡瓦略夫（Anacol M. Kovalev）、萨柏灵（Vladimir A. Sablin）、皮沙诺夫（Boris A. Pisanov）、柯尼格（Valentin I. Kniga）、纪莫夫（ Zhorka M. Dimov）与卡马札恩（Mikhail M.Kalmazan）。他们上船那年最年长的29岁，最年轻的21岁，在船上分别担任电机技工、船员、轮机船员等工作。

档案记录他们多次企图潜逃，包括“1966年6月4日外援勒勃究克（陆伯克）潜走，至美国大使馆请求赴美”、“1972年卡瓦略夫一员出走至新竹三姓桥附近被警卫截回”、“ 1970年3月8日，勒勃究克（陆伯克）、卡瓦略夫二员乘夜晚散步出走至台北美大使馆”，等等。

而扣留39年中，军情局曾超过10次提出遣返计划，希望说服蒋介石与蒋经国遣返、释放7名船员，联合国与美国也多方施压，但都未能救出7人。

重重疑点随之浮现，究竟这些苏联船员在台湾的景况如何？有否受虐？冷战角力下，蒋氏父子为何不肯放手？而陆伯克为何在其余6人或死或回国之时，却选择留在台湾？他真是为了对“自由”的信仰吗？他又为何在过世前5年，突然回到苏联解体后的敖德萨？

档案公开之时，7名当事人，以及下令扣留陶普斯轮的蒋介石，皆已逝世多年。端传媒获得陆伯克女儿於敖德萨的住址与电话，但联络未果。敖德萨因始于2022年的乌克兰战争而遭受俄罗斯轰炸，至今仍在战乱之中。

在台湾，我们采访到少数曾参与此案的生者，包括俄文翻译官、退伍前官拜上校的凌锡忠，以及第一位将此案公诸于众的前立法委员蔡中涵等，在解密档案与口述记忆的帮助下，试图接近历史的真相。

出航：被“自由中国”扣留的“俄匪”一个难解的疑问是：这20名船员所申请或接受的“政治庇护”，究竟是不是出自他们的意愿？

甫撤退来台的蒋介石，受到韩战影响，才终于在美援下逐渐站稳脚步，随著韩战落幕，美苏冲突由热转冷。而国民党政府自1949年后开始施行“关闭政策”，限制所有外籍航空器及船只进入中国领海港口。历史研究显示，表面上，中华民国政府配合美方要求的台海中立，但实际上，美方仍透过在台成立的“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ce Inc.）”，暗中以情报支援，默许或希望中华民国军队及反共游击队，不顾台海中立地继续“干涉外轮”。

多数情况下，国民党军方仅是扣留各国商船，将船上货物充公、查缉人员数日后放行。然而，在1953、54年间，曾有三艘波兰、苏联被指为“接济共匪”的轮船遭到劫持扣留，其中最为轰动引发国际关注的，就是陆伯克上船工作的——陶普斯号油轮。

根据蒋介石秘书沈锜的回忆录，1954年6月22日上午，蒋介石接见西方公司负责人强斯敦，后者表示“苏联油轮三艘，最近运油经过香港”，“美方望我政府加以拦截，不知我方态度如何？蒋公说下午可以答复。”

第二天，蒋介石下令派出丹阳、太康、太昭三舰，在巴士海峡劫持了陶普斯号，并将其押运到高雄港内的17号码头。

船上49名船员皆被困，直到7月，船员们发起四天的绝食抗议。对此，蒋介石回报以200名军警上船，以武力强行制伏，把船员装上以黑布覆盖的车辆，送到高雄市区分批隔离。8月，蒋介石指派曾在黄埔军校担任其俄文翻译的亲信，时为国防部总政治部（后称为政治作战局）委员卜道明，负责对49名船员的争取与宣教，而侦讯、搜情的工作则交由海总二属署长赵志麟全权负责。

一年后的7月，军情局表示有21名船员愿意接受“政治庇护”，半途却有1人反悔在医院企图自杀。而后，外交部介入再次确认众人意愿，最终有20名船员签下政治庇护同意书。其余的29人则于当年7月23日飞往香港，在法国大使馆秘书杜斯亚的协助下，转交给俄方人员。

而20位“投奔自由世界”的船员，是在何种待遇下接受“政治庇护”的呢？在外交部1955年〈陶普斯油轮处理报告书〉的纪录写道：“全体船员下船接受我健康检查后，即分批安置于高雄最优美之水泥公司、碱业公司、工矿公司三招待所居住。”报告书还记录了，每个招待所中都备有两名西厨，为其提供西餐，且菜单每周更换一次，以调换口味。

在报告书写到船员因“受中国政府之优厚待遇，及自由中国民主作风之薰陶，并回忆过去在苏联及船上受到共产主义迫害之可怖”，才会转而“请求自由中国政府与以政治庇护”更强调：“彼等向往自由及追求真理之欲望，并未因为共产主义之灌溉而灭绝；一旦获得奔向自由之机会，其本然的人性潜在力，因之获得激发。”

然而，苏联总工会于1921年所创建的《劳工报》，在1993年11月3日曾以《来自秘密档案馆——油轮上的水手“陶普斯号”》一文公开了由苏联海运部（Ministry of the Maritime Fleet）的Victor Bakaev在1955年8月9日提交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且列为“最高机密”的报告，记载了29名返苏船员的口述经历，回忆其同袍接受政治庇护的过程：

“夜里警卫将女人送入Kovalev的牢房，Kovalev殴打了她、赶出牢房。警卫回以殴打报复，使致肺疾，在严重的疼痛与死亡恐惧下，Kovalev签署了政治庇护”。

“四等船副Zibrov、驾驶员Lukashov、电动导航员Anfilov、驾驶员Eremenko在审讯过程中被灌醉，且被分别监禁牢房中，到了晚上，有女人被送入他们牢房中，到了隔日早上，蒋介石党羽（Chankayshists）要求付费。他们付不出钱，于是他们受到审判、苦役和死亡威胁。屈服于蒋介石党羽的挑衅和恐惧，他们才签署了政治庇护的申请书。”

我们难以判断上述两段纪录何者为真，也无法忽略两方可能皆有政治宣传、夸大或粉饰情事的意图。一个难解的疑问是：这20名船员所申请或接受的“政治庇护”，究竟是不是出自他们的意愿？

在接受政治庇护的20名人中，有9人于1955年10月申请赴美，而赴美9人的命运是，当中5人受到苏联派员接触而返回苏联，其余滞留美国生活的4人被苏联判死刑，但因身在美国而未有执行死刑；多年后，其中3人下落不明，1人后来患有精神疾病，回到苏联在社福机构中度过余生。而留台的11人中又有4人于1958年2月前往巴西，最终也受到苏联接触而返。最终受到政治庇护的20人中，余下7人在台，曾几度请求前往美国，但因前例而遭到美方婉拒，此后，7人便滞留在台。

滞留：跟监、管训下的自由囚徒中华民国政府为此案付出了极为可观的金钱与心力。既然如此，为何不放他们回去？

从档案可以见到，7人在台30多年，一直受到当局监管拘留，而其与台湾本地政治犯的苦牢生活、或一般人民在戒严下的生活间有何差异？档案公开的线索中，我们找到曾参与此案的俄文翻译官——凌锡忠上校，今年71岁，他于1982年从政战学校毕业后，第一份任务便是担任四名俄籍船员于宜兰拘留期间的翻译官，他亲身参与了陆伯克的归化和最终的遣返。

1959年5月，7人自桃园看守所获释后，被移至北投房舍“集中管训”。此次解密的档案中并未明确记录时间，但皮沙诺夫回苏联受《Родина（祖国）》杂志访问（1991年第5期）时提到，他们是在1962年从北投被移送到新竹安置，再到了1977，才被迁到礁溪台银宿舍。

根据档案资料，1975年9月20日纪莫夫自杀后，军情局将余下的六人，迁居宜兰礁溪的台银宿舍，宿舍建筑为木造平房，有客厅、个人房间和厨房等，房舍间为草地院子可种植花草，另有围墙将房舍隔开分成甲乙两舍，其中甲舍住著陆伯克、萨柏灵与卡瓦略夫，一墙之隔为乙舍，则住著皮沙诺夫、柯尼格与卡马札恩。

“他们一大早起来在院子里面散步。 就坐在那边聊天聊两三个小时、刚好跟吃午饭。吃完午饭就睡觉。午后，有的人就在宿舍里头散散步，照顾园子里的植物。有的人要去钓鱼，去市区购物。”凌锡忠这样形容6人的日常。

不过，这些生活日常都在官兵的“跟监”下发生。“我就讲说你散步吗？散步陪你去，你只要想出去，我们会说，喔可以，我们就可以陪他出去。”凌锡忠说，“我们有专门的有两位士官长，专门陪他们进出。”在“宜朋专案”与“安抚小组”的预算书中，有一项每月支付的额外津贴，名为“跟监费”，支付给负责陪同他们出行的士官兵。1985年的纪录中每月的“跟监费”为6000元。

营区设有内外两哨以管制进出，确保船员在离开营区时都有官兵的陪同。另外，为了不要刺激外员的情绪，官兵著便衣执勤。在“宜朋专案”的档案中，每月以“外员言行重要记录报告表”记录船员值得关注的行为、由哪位官兵陪同离营，其离营的行程概述。若有事件发生，也会将事件经过和处理方式详加记录。这些报告每月上缴国安局的上级主管。

这些言行纪录中有时透露出七人滞留在台的心境感受或精神状态，在1986年6月11日举行端午节暨庆生餐会上，档案记录了萨伯灵的发言：“餐会开怀畅饮，致萨员过量失态，自1500起即自言自语、大发牢骚，称来台三十二年至今妻子、儿女、事业、财产等均一无所有，甚为激动。”

1986年12月24日，柯尼格曾在酒后发牢骚说：“不能单独外出，没有自由。”而一旁的皮沙诺夫则对陪同人员说：“他醉了，不要理他，明天就好了。”

1985年3月8日，陆伯克在当日上午11时从礁溪宿舍房舍中把纱窗卸下后，再翻墙出逃，以下节录自“安抚小组”档案中的约谈纪录：

问：“你知道自己不对了吗？”

答：“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再出走了。”

问：“你知道什么不对了吗？”

答：“当然就这样跑掉是不对的。”

问：“你知道不对，为什么要跑呢？”

答：“因我脑子里一直想到有人要杀我，所以我就跑了。”

问：“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谁要杀你？”

答：“我于上周四晚间十一时左右听到有人以俄文交谈，误认组长及翻译官要带人手杀我，即使组长及翻译官不在我亦有这种想法。”

问：“你要知道这次行为是大错特错，以后绝不可再犯，这次姑念你年纪已长，不再做追究，不过以后绝不可以再犯，没有人准许，绝不可外出。”

（中略）

答：“是。如果以后我有不良念头时，我会事前向长官们报告。”

我们也能从言行纪录中了解到，船员和监管官兵间的相处情形，例如，1987年5月27日：“外员柯格尼、皮沙诺夫至礁溪太子大饭店餐饮及特别康乐，餐饮间皮员乘兴向卢组长表示‘彼并非坏人’，且尽兴而返。”同年的6月26日，“外员勒勃究克（陆伯克）购买啤酒及菜肴二道，请全体同志暨外员食用，以祝贺其女三十七岁生日，彼感怀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