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真相与离散:许雪姬看见的“台湾史” – 端传媒

“满铁铁路即重要交通干线,其中驰骋于上的是有名的亚细亚号(Stream-LineAsia-Go),此车有豪华座位,并附餐车,时速高达一百二十公里,是宽轨的快车,坐上此车,洪在明有如下的感叹:‘车头雄壮的样子,令我这个年轻人眼中发亮;铁道两侧一百公里似是无人的真空状态,正在进行的快车如以一百二十公里速度驰骋的勇士,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狭窄的台湾到处都呼吸困难,到了满洲眼见天下之广,感觉元气百倍!’满洲宽阔的感觉,与台湾窄轨火车及车厢两旁景物不相同的情况大异其趣。”——《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1905-1948》

在历时三十年采访、书写而成的《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1905-1948》出版后,史学家许雪姬终于完成研究夙愿,在去年底退休,卸下台湾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一职。

“这里就是我们解读日记的场所,每一个礼拜一下午两点到四点半。”

许雪姬用手指划著会议室周围的桌椅。最早,他们都被归类为“史料派”的,从文字档案去把历史做出来。历史学家愿意在一时一地钻研,并相信这样严谨的对待资料,其价值能够超越一时一地。不过,真正让许雪姬拓展视野的,不是史料,而是口述历史。

她是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的创所成员,生于澎湖,长于台南,在台大取得博士学位,曾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员兼档案馆馆主任,除《离散与回归》外,还留下诸多重要的台湾近代史研究,如《清代台湾的绿营》、《龙井林家的历史》、《洋务运动与建省:满大人最后的二十年》、《清代台湾的官僚体系:北京的辫子》等。其研究领域包含清代制度史、家族史与日记研究、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研究,以及台湾人的海外活动等。

跟随日本人去满洲国的台湾人,为何不能简单理解为“汉奸”?翻开二二八事件的官方史料,满目皆是“匪”字,历史中活生生的“人”去了哪里?透过毕生整理的口述历史,她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也以等身的著作持续叩问:历史能否为我们提供一条理解台湾的新路径?

从档案到田野:从蹲点开始的“台湾史”“在我的生涯中,基本上是没有修过任何台湾史的课。”

从事台湾史研究四十年,担任四任(一任三年)中研院台史所所长的许雪姬。只有大学时在李云汉老师的课堂上,提问当时仍是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其后在硕士班受到老师方豪的指点,才开始做台湾史。

“我们老师(方豪)是浙江人,也去过四川,他到四川就研究四川的历史。他告诉我一个原则,我觉得这是他最正确的一种想法:‘人到哪里,就应该研究那个地方。’那他一讲,我就说,好,那我要做什么?我们就彻底一点,从故乡开始做。”

许雪姬的故乡是澎湖,但她在环绕著古迹的台南长大,对澎湖并不熟悉,如何开始做澎湖的研究?“趁著那个机会,自己就去澎湖做田野。那时候我家还有亲戚家可以借住,我就自己在那边做。”不过,她说,“那时候的历史其实从来不做田调的。”

“我要先声明,田调是以后的事,是受到人类学的影响,我们才开始做田调。”

博士论文做清代的军事制度史,许雪姬回想当时的状况,她曾被同侪奚落说是女性未服兵役、没上过战场,怎能做军事研究?“难道研究舞女,也要当舞女才能做研究吗?想起来还是很生气。”

她却也因此尝到属于少数人能够品尝的深度滋味。许雪姬比喻“制度史”,就像是“人家吃排骨,你吃肉骨头,很难消化。但是你吃出那个髓的时候,你就会有比吃排骨好吃的滋味。”她同时也明白,正因为军事制度史相当艰涩,很少人愿意挑战;这就反而成为她的机会。

当然,过程并不容易。当年她向故宫博物院申请调阅资料,每一份都要经过院方的筛选批准之后才能放行,她就每天在故宫博物院看档案。若想携出资料,要价不菲,只好一份份抄写出来。“那时候印很贵,那时候的钱,A3的大概一张都五块钱,A4的话大概三块钱。那你当个学生,奖学金那个时候也不够用,所以都是用手抄的,我现在都还留著那些卡片。”

毕业后,许雪姬加入了由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张光直院士在中研院所开创的“台湾史田野研究计划”。时任建筑师的杨仁江向许雪姬说台中龙井林家值得研究,无论是从建筑或历史的观点都会有所斩获。因此,她便在台中蹲点,“建筑师他专门摄影,他每天都在看说,太阳在这里,然后那个太阳照进林家漂亮的门的时候,是几点钟的太阳最好,他要来拍照。”

当时,他们还不知道龙井林家曾经在台湾清治时期最大的民变“戴潮春事件”中支持戴潮春阵营,后来又加入政府军而反攻戴军,往后,还随著雾峰林文察赴闽浙“讨贼、剿太平军”等等情事。许雪姬只是在台中租了房子,每天出门探寻可能的研究切角与史料踪迹。自承当时对访谈及田野方法并不熟悉,竟是在杨仁江拍照的机缘中才挖掘到家族里的关键史料。“刚好遇到他们家的人要来把一些古文书拿回家,建筑师就去说‘我们正在研究,要不要借给我们去研究?’他们就说好。”她忆起当时到了现场,发现林家的人已经把一团一团的契约包都打开了,珍贵的上手契(link: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8%8A%E6%89%8B%E5%A5%91)已经散乱得“一塌糊涂”。

“我为了这样花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在那边拼上手契,把它拼出来。”

直到做完这个计划,她感受到:“台湾史(的研究)才刚开始。”计划完成后,她受到中研院院方所投注的资源,最终参与了中研院台史所的创立。

2022年2月23日,台北二二八纪念馆。

口述历史的必要:二二八事件,拼凑真相的起点许雪姬回顾过往,口述历史方法“用最多”的起点,其实是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这又其实是出于史料缺乏及偏误的状态下所不得不然的结果。1991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成立,跨领域的研究成员被赋予研究的任务。那是一个官方资料还未被清查,还未公诸于世的状态下,所进行的艰困计划。

那年,中研院台史所还尚未成立。受聘于近代史研究所,且专长在台湾史的许雪姬,成为计划的一员;这个计划工作小组,是自发性地决定要用口述的方式,去“补”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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