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铁路即重要交通干线，其中驰骋于上的是有名的亚细亚号（Stream-LineAsia-Go），此车有豪华座位，并附餐车，时速高达一百二十公里，是宽轨的快车，坐上此车，洪在明有如下的感叹：‘车头雄壮的样子，令我这个年轻人眼中发亮；铁道两侧一百公里似是无人的真空状态，正在进行的快车如以一百二十公里速度驰骋的勇士，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狭窄的台湾到处都呼吸困难，到了满洲眼见天下之广，感觉元气百倍！’满洲宽阔的感觉，与台湾窄轨火车及车厢两旁景物不相同的情况大异其趣。”——《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1905-1948》

在历时三十年采访、书写而成的《离散与回归：在满洲的台湾人，1905-1948》出版后，史学家许雪姬终于完成研究夙愿，在去年底退休，卸下台湾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一职。

“这里就是我们解读日记的场所，每一个礼拜一下午两点到四点半。”

许雪姬用手指划著会议室周围的桌椅。最早，他们都被归类为“史料派”的，从文字档案去把历史做出来。历史学家愿意在一时一地钻研，并相信这样严谨的对待资料，其价值能够超越一时一地。不过，真正让许雪姬拓展视野的，不是史料，而是口述历史。

她是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的创所成员，生于澎湖，长于台南，在台大取得博士学位，曾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员兼档案馆馆主任，除《离散与回归》外，还留下诸多重要的台湾近代史研究，如《清代台湾的绿营》、《龙井林家的历史》、《洋务运动与建省：满大人最后的二十年》、《清代台湾的官僚体系：北京的辫子》等。其研究领域包含清代制度史、家族史与日记研究、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研究，以及台湾人的海外活动等。

跟随日本人去满洲国的台湾人，为何不能简单理解为“汉奸”？翻开二二八事件的官方史料，满目皆是“匪”字，历史中活生生的“人”去了哪里？透过毕生整理的口述历史，她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也以等身的著作持续叩问：历史能否为我们提供一条理解台湾的新路径？

从档案到田野：从蹲点开始的“台湾史”“在我的生涯中，基本上是没有修过任何台湾史的课。”

从事台湾史研究四十年，担任四任（一任三年）中研院台史所所长的许雪姬。只有大学时在李云汉老师的课堂上，提问当时仍是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其后在硕士班受到老师方豪的指点，才开始做台湾史。

“我们老师（方豪）是浙江人，也去过四川，他到四川就研究四川的历史。他告诉我一个原则，我觉得这是他最正确的一种想法：‘人到哪里，就应该研究那个地方。’那他一讲，我就说，好，那我要做什么？我们就彻底一点，从故乡开始做。”

许雪姬的故乡是澎湖，但她在环绕著古迹的台南长大，对澎湖并不熟悉，如何开始做澎湖的研究？“趁著那个机会，自己就去澎湖做田野。那时候我家还有亲戚家可以借住，我就自己在那边做。”不过，她说，“那时候的历史其实从来不做田调的。”

“我要先声明，田调是以后的事，是受到人类学的影响，我们才开始做田调。”

博士论文做清代的军事制度史，许雪姬回想当时的状况，她曾被同侪奚落说是女性未服兵役、没上过战场，怎能做军事研究？“难道研究舞女，也要当舞女才能做研究吗？想起来还是很生气。”

她却也因此尝到属于少数人能够品尝的深度滋味。许雪姬比喻“制度史”，就像是“人家吃排骨，你吃肉骨头，很难消化。但是你吃出那个髓的时候，你就会有比吃排骨好吃的滋味。”她同时也明白，正因为军事制度史相当艰涩，很少人愿意挑战；这就反而成为她的机会。

当然，过程并不容易。当年她向故宫博物院申请调阅资料，每一份都要经过院方的筛选批准之后才能放行，她就每天在故宫博物院看档案。若想携出资料，要价不菲，只好一份份抄写出来。“那时候印很贵，那时候的钱，A3的大概一张都五块钱，A4的话大概三块钱。那你当个学生，奖学金那个时候也不够用，所以都是用手抄的，我现在都还留著那些卡片。”

毕业后，许雪姬加入了由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张光直院士在中研院所开创的“台湾史田野研究计划”。时任建筑师的杨仁江向许雪姬说台中龙井林家值得研究，无论是从建筑或历史的观点都会有所斩获。因此，她便在台中蹲点，“建筑师他专门摄影，他每天都在看说，太阳在这里，然后那个太阳照进林家漂亮的门的时候，是几点钟的太阳最好，他要来拍照。”

当时，他们还不知道龙井林家曾经在台湾清治时期最大的民变“戴潮春事件”中支持戴潮春阵营，后来又加入政府军而反攻戴军，往后，还随著雾峰林文察赴闽浙“讨贼、剿太平军”等等情事。许雪姬只是在台中租了房子，每天出门探寻可能的研究切角与史料踪迹。自承当时对访谈及田野方法并不熟悉，竟是在杨仁江拍照的机缘中才挖掘到家族里的关键史料。“刚好遇到他们家的人要来把一些古文书拿回家，建筑师就去说‘我们正在研究，要不要借给我们去研究？’他们就说好。”她忆起当时到了现场，发现林家的人已经把一团一团的契约包都打开了，珍贵的上手契（link: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8%8A%E6%89%8B%E5%A5%91）已经散乱得“一塌糊涂”。

“我为了这样花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在那边拼上手契，把它拼出来。”

直到做完这个计划，她感受到：“台湾史（的研究）才刚开始。”计划完成后，她受到中研院院方所投注的资源，最终参与了中研院台史所的创立。

口述历史的必要：二二八事件，拼凑真相的起点许雪姬回顾过往，口述历史方法“用最多”的起点，其实是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这又其实是出于史料缺乏及偏误的状态下所不得不然的结果。1991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成立，跨领域的研究成员被赋予研究的任务。那是一个官方资料还未被清查，还未公诸于世的状态下，所进行的艰困计划。

那年，中研院台史所还尚未成立。受聘于近代史研究所，且专长在台湾史的许雪姬，成为计划的一员；这个计划工作小组，是自发性地决定要用口述的方式，去“补”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