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时代的隐匿童年:在“黑户”阴影中成长的一代,重新定义亲人 – 端传媒

「如今,想到“family”这个词,TA第一个想到的是朋友。未来,TA想要建立的家庭,也是与朋友们一起的,酷儿式的家庭。」

特约撰稿人 包包

【编者按】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只生一个”,自1982年确认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直到2016年“全面二孩”的提出才正式废除。在计生时代出生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如今多已成年。为躲避计生执法与超生罚款,他们中不少人的童年活在“黑户”或“黑女”的羞辱中。也因为这段“被边缘化”的经历,成长过程中,他们更早开始思考政策与人的关系,自己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并重新定义父母与家庭。

被藏起来的孩子那个张小灵叫做“婶婶”的人,其实是她的妈妈。

1994年,张小灵出生于广东潮汕地区的一个小镇,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一出生就被打上了“非法超生”的标签。小镇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情网络丰富而复杂。至今,人们依然保留着不打招呼就串门拜访的习惯。

张小灵出生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仍在严格执行。严厉的计生执法和高额的超生罚款,影响了两三代人的童年,张小灵家也不例外。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检查,家人不得不千方百计隐藏她的存在。

年幼的时候,只要门铃响起,家人就会立刻把她藏进卧室,等客人走了才放她出来。张小灵经常被要求待在家里,不要外出被人发现。妈妈只敢在夜晚带她出去散步,选择那些没什么人经过的路线,跟着月亮走,只有一团蚊子跟在后脑勺。

每次出门前,妈妈都要反复向她强调,在外一定要叫她“婶婶”,如果被问起爸爸是谁,就说乡下叔叔的名字。如果遇上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上门检查,她就会被送往舅妈家住一段时间。她的户口也挂在了舅妈那里,她俩单独一个户口本,在关系那一栏,写着“其他”

初中以前,她没有和家人的合照。小时候,张小灵经常做噩梦,梦到自己和妈妈、还有哥哥坐在一个辆三轮车的后座上,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把她丢掉。

张小灵的哥哥姐姐都有着很特别的名字,唯独她的名字,一个“小”字加一个平常的字眼,全国重名的可以找出很多,她觉得这是父亲对自己不够重视的体现。初中时她和家人聊起过改名的可能性,姐姐和妈妈都热情地参与,帮她一起翻字典,找到几个不错的备选后,张小灵去找父亲商量。父亲一脸严肃,说,名字可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可要想好了。

像是一盆冷水浇下来,张小灵再没有和父亲提过改名的事。她心想,既然名字是一辈子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随意地给我起名?后来她想到,改名的手续需要父亲处理,可能牵扯出家中有超生的事实。多年过去,父亲仍然惊恐。

汪静和张小灵有着相似的童年,她们都是“计生时代”被藏起来的孩子。

她出生于1988年河南的一个县城,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孩。她大一点后听说,父亲知道又生了一个女孩的时候,连看也不看,就要把她送去附近的公共汽车站,“看老天爷的意思。”前来帮忙接生的,是母亲乡下的姐姐,她于心不忍,就将汪静抱回了农村家中,和同为农民的丈夫收养了她。这位“大姨”由此成为了汪静的母亲。

那时,母亲已经年过四十,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生于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实施前。汪静是家里第五个孩子,是“黑女”——这是当时用来形容超生没有户口的女孩的词语。

汪静一直记得,七八岁的一个下午,她和其他四个“黑女”一起被关在家里的卧室,因为“查计划生育的”来了村里,要找的就是她们这样的孩子。那些“黑女”中,有三个和她年纪相仿,还有一个才刚刚一岁多,被姐姐抱在怀里。每个人都好像自小就学会了把自己藏起来。那个下午格外漫长,没有人哭闹,只是静静看着窗外,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查计划生育的”是汪静自小最害怕的人。小时候,只要有些风吹草动,汪静就会被送往别处。她时常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有时是在外公家,有时是在干妈家。在她的印象中,外公一点都不亲切和善,因为她是个女孩,对她不闻不问;干妈则是个严厉、冷漠的女性,连她起夜去厕所都会抱怨她。

她总盼着家人来接她,整日盯着大门,盼星星盼月亮,却总也等不到。后来很多年中,她发现自己和别人说话会有意无意地看向门口,接受心理咨询后才明白,这一下意识的行为和小时候这段经历有关:她好像永远在等着什么人来接她回家。

1997年,汪静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去乡里开会,乡里说要给这些“黑女”解决户口问题。她在一个午后和堂姐玩耍,堂姐突然提起,你爸要给你上户口了。那是汪静第一次听到“户口”这个词,她并不十分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只是朦胧觉得好像自己要有一种堂堂正正的身份了。

中国农村会按每户人口分配土地,一旦因婚嫁、取得非农业户口等原因迁出户口,其所使用或承包的土地会被收回,重新分配。汪静虽然有了户口,乡里却说村里的土地不能分给“黑女”。她仍然被村里人嘲笑,笑她没有地。她不服气,指着村里的荒地,和那些笑她的人说,谁说我没有地,这就是我的地。

“查计划生育的”来了最先藏起来的,其实是母亲。

怀孕的月份大了之后,张小灵的母亲开始整日待在家中,不再出门。家里采买日常生活用品,都是父亲或是知情的亲戚买回来。

母亲出生于1950年代潮汕地区的一个重男轻女家庭,外婆常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她是家中的长女,要承担许多家务,读了两三年书便出去打工,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就成了家庭主妇。张小灵出生前,母亲已经生过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分别比张小灵大12岁和5岁。

生二胎姐姐的时候,家里交了巨额罚款。意外怀上张小灵时,父亲正好在政府机关获得了一份工作,如果被发现超生,父亲会失去这份不错的机关工作。但母亲喜欢小孩,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为此,她不得不躲过众人的视线。这在潮汕的社会,并不容易。

为了藏起来,母亲从未在医院做过产检,就连生产,都是请了一位有接生经验的朋友来家里帮忙。

那时她已38岁,是高龄产妇。生产当日,婴儿的脐带缩回了母亲的阴道,导致大出血,还好产婆朋友发现后眼疾手快将脐带拿了出来,才让母亲捡回一命。

事后,接生的朋友心有余悸,她嘱咐母亲,“年纪大了,别再生了。”

这个经历母亲和张小灵讲过很多次,母亲至今仍感激那个朋友。

张小灵是个吵闹的婴孩,哭得很凶。父亲在一旁黑着脸,眉头紧锁,他担心邻居听到有婴儿的声音去单位举报。父亲高中毕业,和妈妈出生在同一个村子,经人介绍认识、结婚。在来到城镇之前,他做过很多其他工作:兽医、仓库管理员。得到政府内的工作不易,这令他原本不想要这个孩子。

父亲的脸色让母亲很焦虑,她只能尽全力去哄这个婴儿,让她停止哭泣。

从汪静生长的村庄往东北500多公里,是许陌的家乡。2000年,TA出生在山东的一座县城,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超生意味着他们会双双失业。

2008年以前,县城的房地产业还未兴起,大多数家庭都住在胡同街巷中的平房。许陌的家是一间常见结构的四合院,推开院门进去,正对着的便是客厅,卧室和客厅连着,院子的两侧分别是厨房、厕所,还有一间杂物室。院子中间有三棵树:石榴树,柿子树和葡萄树。到了石榴成熟的季节,硕大的果实会拉着树枝垂下来,七八岁的小孩也可以毫不费力地伸手摘到。

母亲原本在当地学校做老师,为了生二胎,她主动选择调去了县卫生局的行政岗位。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她托关系找熟人做产检,谁知对方医术不精,怀疑她是宫外孕,推上了手术台,划了一刀之后才发现不是。这一胎流产了。

35岁那年,母亲又怀上许陌。医生曾嘱咐她,流产后三年内不能要孩子,但母亲说,“为了要孩子不怕受罪”,没多久就怀孕了。怀孕的大多时候是秋冬,冬日平均气温只有四摄氏度左右,母亲早早便裹上了羽绒服,把隆起的肚子藏在羽绒服中,就这样瞒过了所有同事。

那时,县上计生检查仍非常严格。母亲说,当时在体制内,每三个月检查一次有没有怀孕。如果被查出来超生,不仅失业,还要罚款。怀上许陌时母亲刚从学校调去卫生局,档案还没有转过去,趁着这一年多的空挡,才把孩子安全生下来。但这三个月一检查的政策,一直维持到了母亲50多岁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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