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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24年英国大选落下帷幕。执政十四年的英国保守党收获了意料之中的败北。相比其2019年大选后持有的373席，苏纳克（Rishi Sunak）领导下的保守党这次仅斩获121个议会下院席位，获得总选票份额的24%。这可以说是其有史以来作为英国主要政党最惨的成绩。工党虽然也只获得了34%的选票，但却拿下411席的压倒性多数。
造成这个一边倒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英国威斯敏斯特体制下的单一选区多数制（first past the post）毫无疑问对此有着重大影响：这次选举中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尽管自由民主党只收获了总选票的12%左右，但是由于他们在多个竞争性选区成功翻盘保守党，最终拿到72个议席，从2015年联合政府后灾难性的惨败中恢复过来。而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全新右翼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虽然有高达14.2%的选票支持，但其选民分布在保守党和工党的强势选区，无法有意义地转化为下院议席，最终只收获了5个议会席位。
然而选制因素最多只能解释投票份额与席位分布不成比例地对比，无法掩盖保守党在大量选民心中彻底失去信任这一基本事实。在选举当天就走马上任的新首相施纪贤（Keir Starmer）并不是什么魅力型政客，作为一名古板、严肃的前检察官，他介入政坛的时间相对较晚，既没有政绩也没有公共关系上的高光。如果说迄今为止的后郝尔彬（Jeremy Corbyn）时代的工党向外界投射出什么最持续一致的信号，那无非就是「我们不是保守党。我们会带来秩序与稳定。」然而单单是这个没什么内容、甚至枯燥乏味的信息就足以带来惊人的选举成功，这反过来更进一步展现出执政末期的保守党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在选民眼中已经不堪到了什么程度。
保守党「蹉跎的十四年」？
英国选民的印象绝非没有根据。很多人将保守党的这次长期执政描述为「蹉跎的十四年」，从数据来看并非毫无道理。英国的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2010年之后暴跌，再也没恢复1980-2000年代初的数字，与美国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虽然在金融危机和Covid-19疫情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不如美国强劲、稳健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即便抛开美国不谈，英国的经济增长在G7集团内也属于后进生，不如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隐隐有着「意大利化」的趋势。从社会层面，保守党执政末期，英国面临着生活成本提升，愈演愈烈的住房危机，老旧的公用与基础设施，人满为患的监狱，居高不下的儿童贫困率等种种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难题。将责任归到这些年间唯一负责执政的党派，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更细致的分析肯定可以减轻一些他们的罪责，虽然这并不能挽救他们的选举失败。在造成英国（以及西方发达经济体）目前困境的原因中，很大一部分是所谓「外生冲击」。首先，是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与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的「新保守党」正是因为承诺从工党手中挽救英国的财政与金融信誉才得以上台。年轻、高傲、更加拥抱气候政治与社会自由派价值观，这些「诺丁山圈子」（the Notting Hill set）的保守党新血们与同样颇具政策野心的自由民主党领袖尼克·克莱格爵士一拍即合，在2010年组成了战后首个联合政府。他们继承了工党政府遗留下的困难，但本身并不是引发这些困难的源头。其二，就是在2020年席卷全球的疫情。这一史诗级的新传染病大流行对经济活动、社会往来以及商业运作都造成了突然、剧烈且极端的影响，给公共财政施加了巨大压力。第三，就是2022年爆发的俄乌全面冲突。这场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欧洲陆地战争彻底掀翻了欧洲后冷战时期的经济与能源格局，直接造成大量难民涌入英国和欧盟，能源与化工原材料成本暴涨，让本就捉襟见肘的英国财政更加雪上加霜。
最近15年来这三个巨大的冲击毫无例外都对西方当政的建制派力量造成了巨大冲击，不管他们是中左派还是中右派。而选民们发泄不满的方向也多种多样，并不局限于所谓「民粹右翼」。澳洲的自由党莫里森保守政权，同样在后疫情的政治清算中被澳洲工党击败。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把英国保守党放入这个「执政惩罚」（incumbent penalty）的语境中，他们的失败也就不那么特别，并不值得特殊关注。
但这个说法也只是粗心大意的开脱而已，保守党在这十几年中的失脚有很多成分不能归罪于外来挑战的严苛，无法轻易地就这么被放过。带着事后之明看，他们的问题大概可分为两类。其中之一是面临困难和问题时有缺陷的回应与战略——这多少还能用现实政治固有的难度与政客的局限性来带着同情之理解加以看待。另一种则是完全自我招致的，近乎不可理喻的政治灾难。也正是在后一类表演中，保守党彰显了其自身，或许还有当代英国政治的结构性顽疾。
如前所述，卡梅伦联合政府带着修复英国公共财政与金融信心的任务入驻了唐宁街10号。而他和奥斯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日后争议不断的「紧缩」。客观来说，任何处理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执政当局，都必须采取一些痛苦的、不受欢迎的措施。奥斯本至今都认为自己做了必要但不受感激的工作，这也并非毫无道理。保守党的一揽子计划确实有所成效，从2010年到2019年，英国的财政赤字和负债率不断下降，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从工党时期极端的10%下降到不到2%，与此同时，英国的就业市场也开始繁荣，失业率一直维持在低位，在卡梅伦执政的时期，英国的经济增长也十分亮眼，达到年均1.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