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時時刻刻在變化，思想應是動態的。從隨時能閱讀的輕鬆漫談，到精采的思想展演，我們期許這個書系的書籍，能夠回應此時此地的不同處境。哲學發展始於對世界的好奇，最終也必然回歸到人類對自身及其所處世界的關心。我們將以上述幾個類型為框架，希望大家能找到最適合自己親近哲學的路徑，也找到思想與行動結合的方式。

「淫亂且有害」的書

一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早晨，菲利浦．惠伯特茲（Philips Huijbertsz）註6向他的妻子道別，從他在阿姆斯特丹新文代克街區（Nieuwendijk）的家裡出門。然而，在炎夏中出門，這位五十六歲的絲綢商人並不是如往常般要前去他從父親那繼承的店鋪。那天是星期日，他其實有更崇高的任務得處理，一個事關社區裡宗教和道德福祉的嚴重問題。

就在四天前，阿姆斯特丹歸正教會註7的宗教委員會委任了從事絲綢貿易的惠伯特茲以及他的同業盧卡斯．范德海登代表歸正教會參加即將召開的阿姆斯特丹主教會議。註8這個會議是一個較大的地區主教會議，參與的傳教士來自阿姆斯特丹當地教會社區以及周圍村莊，他們會定期前來聚在一起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阿姆斯特丹主教會議是荷蘭十四個主教會議之一）。惠伯特茲和范德海登負責的工作是讓地區會議的成員了解阿姆斯特丹歸正教會委員會的擔憂──早在六月三十日的會議上，他們便針對一些近期的出版物憂心地宣布：

由於教會收到投訴，我們進行了一些調查，之後會交由地區教會處理。如果地區教會批准同意，且針對此事沒有提出其他問題，那麼會再提交給省級教會確認。歸正教會只要求，考慮到面對過去舊怨所進行之處理，我們必須特別注意那些對教皇的無禮侮辱以及蘇西尼式（Socinian）的淫亂書籍，特別是那本名為《神學政治論》的有害書籍。註9

面對民眾投訴，教會建議阿姆斯特丹地區會議參考過去對於「舊怨」的措施來處理。這裡指的是要求地區會議參考荷蘭省議會（該省的主要立法機關，也可以說是全荷蘭最有權力的機構）過去的一項法令。該法令頒布於一六五三年，禁止印刷和傳播某些「反宗教」書籍。於是，阿姆斯特丹教會的長老希望參與地區會議的牧師可以宣布一六五三年的禁令也應適用於現在的新案件，並且將此事呈交予北荷蘭教會會議（此為省級教會會議。阿姆斯特丹地區和其他五個地區都在其管轄範圍內。另一個省級會議則位於南荷蘭）。

第一間注意到這本論述荷蘭思想自由、內容褻瀆上帝，且名為《神學政治論》的書籍的教會，其實並不是阿姆斯特丹歸正教會。早在一六七○年五月，烏特勒支、萊頓和哈勒姆的歸正教會已經要求他們當地的市議會沒收該書現有的庫存，並採取措施阻止該書進一步出版或運送。而這本書是在那年一月才出版！所以阿姆斯特丹教會的反應可說是有些慢了。然而作為荷蘭最重要的城市，該區歸正教會領導人所提出的緊急呼籲，肯定會對該地區教會以及省級教會的牧師產生巨大影響。

菲利浦．惠伯特茲（其名字的意思為「惠伯特之子」）之所以被委任這項重要任務，可能是因為他在社區裡享有一定的聲譽。二十年前，他曾擔任一些荷蘭公民的保證人。當時那些荷蘭人在國外被擄為奴隸，並被要求支付一大筆贖金。註10又或者，惠伯特茲作為當地教會的領袖之一，本身可能就對那些著作特別不滿。他對於《神學政治論》中那些歸正教會要求討論的內容，至少熟悉部分。那天在他到達新教堂之後不久（新教堂便是阿姆斯特丹地區主教會議召開的場所），便讀了一些特別冒犯教會的文章段落給參與者聽，希望讓大家理解此書危險之處。

最後，惠伯特茲的演講達到了預期效果。就在那天下午，阿姆斯特丹地區主教會議得出了結論：

這本淫亂且有害的書籍《神學政治論》，應該如同「舊怨」一般進行同等的處理（參見一六五三年的法令）。本議會從委員們那裡知悉了這本書包含了各式各樣令人厭惡的內容，因此在此宣告此書是褻瀆上帝的危險之書。

然後地區會議將此事轉發給北荷蘭教會會議，後者在一周後召開。於是在八月五日，省級會議也發布了判決：

阿姆斯特丹的地區教會希望以過去處理「舊怨」的方式，處理《神學政治論》這本淫亂有害的書籍。關於這本褻瀆上帝的書，我方代表已採取一切必要之舉措，於荷蘭法院第一次開庭時公開批判此書，並正等待後續結果。基督教會對於這本淫穢的書籍深感厭惡，因此我們在此感謝來自班尼布羅克的有關人士盡全力禁止此書的傳播。此外，我們感謝阿姆斯特丹的弟兄們朗讀了此書的摘錄。我們也感謝教會代表的努力，地區議會委託他們與來自南荷蘭的代表合作，將此事向荷蘭政府當局報告，並尋求他們的幫助。我們要求政府強力鎮壓此書，並立法禁止此書以及其他所有褻瀆上帝之書籍的出版。註12

這正是阿姆斯特丹地區教會的惠伯特茲和他的同儕所冀望的結果。

天才少年斯賓諾莎

種種陰謀在阿姆斯特丹蠢蠢欲動時，那位讓阿姆斯特丹的教會領袖感到不安的作者則告別了寧靜的鄉村生活，搬到荷蘭共和國的行政和立法首都海牙。他住在一處名叫「靜之渡船頭」的碼頭後方。在那裡，他向寡婦凡德韋夫租了幾間房間，靜靜地繼續進行他的哲學和政治寫作工作。

一六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巴頓．斯賓諾莎（Bento de Spinoza）在阿姆斯特丹葡萄牙裔猶太社區註13一個著名的商人家庭中出生。這個賽法迪猶太社區是由過去的「新基督徒」所建立（所謂「新基督徒」指的是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後代）。為了逃避西班牙伊比利宗教裁判所的騷擾，許多新基督徒最終在十七世紀初於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北方城市定居。剛獨立的荷蘭共和國（尤其是最大的荷蘭省）因為其普遍寬容的環境，以及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視（遠大於對宗教統一的重視），為這些難民提供了重新建立猶太生活、皈依祖先所信仰之猶太教的機會。雖然荷蘭社會中仍然有一些保守階層叫嚷著要驅逐他們之間的「葡萄牙商人」註14，但是阿姆斯特丹更開明的政要以及荷蘭社會中許多更開明的民眾，並不願意重蹈西班牙一個世紀前的覆轍，把對荷蘭經濟重要的人口驅逐出去。畢竟，這群猶太人的生產力和商業人脈為荷蘭黃金時代的繁榮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

斯賓諾莎一家並不是城市中最富有的賽法迪猶太家族。他們的財富與最富有的荷蘭階層相比顯得微不足道。然而，他們仍然過著還算舒適的生活。斯賓諾莎的父親米格爾是一位乾果和堅果的進口商人，其產品主要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從他本人的自述以及他在同業中的名聲來看，斯賓諾莎的父親似乎曾經是一位相當成功的商人。

斯賓諾莎（他在猶太教會裡則被稱為「巴魯赫」）肯定是一位智商過人的天才少年，他在猶太社區學校的求學過程中不斷進步，讓他的老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大概曾在猶太兒童宗教會向著名的祭司學習，例如瑪拿西．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ael）、以撒．馮塞卡（Isaac Aboab da Fonseca）和索爾．莫特拉（Saul Levi Mortera）

以色列是一位有包容力且胸懷世界主義的猶太祭司，他可能是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猶太人；馮塞卡則是有神祕主義傾向的祭司；另外莫特拉是當時宗教會的祭司長，他更傾心於理性哲學，但也因此經常與馮塞卡祭司在卡巴拉哲學（kabbalah）（一種猶太教神祕主義）的議題上產生衝突。

斯賓諾莎也許在學校表現優異，但與人們長久以來的說法相反，他認真學習的理由並不是為了成為一位猶太祭司。事實上，他並未進入更高階的學校課程（高階課程必須修習猶太法典《塔木德》）。在一六四九年，斯賓諾莎的兄長以撒去世了。由於過往一直是以撒幫助父親管理家族生意，此時斯賓諾莎不得不終止他在學校的課業，接下以撒的工作。一六五四年，斯賓諾莎的父親去世時，就剩下他與另一位身為全職商人的兄長加百列經營家族企業，此時他們的公司稱為「巴頓──加百列．斯賓諾莎公司」。然而，背負著父親留下的債務，公司在他們兄弟的領導下舉步維艱。畢竟斯賓諾莎似乎不是一位精明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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