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哲學」是中研院歐美所 特聘研究員 鄧育仁老師所主張的哲學，他把多年來的關懷與思考寫成 《公民哲學》 ，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這本書的要旨是： 立足臺灣，面對中美在全球的國際格局，從古典智慧出發回應現代的政治情勢 。

公民哲學可以有許多種作法。本書展現的作法可初步次第描述如下。第一，公民哲學的起點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地位。因此，當公民之間因彼此所秉持且都稱得上合理良善的價值起衝突時，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堅稱自己的價值觀點是衡量他者的唯一標準。

第一章　新啟蒙

1　新啟蒙與新困局

本章的主題重點在公共文化及政治場域裡認知的框架（framing）競爭。此處「框架」是指人的認知過程裡如何取捨、如何組織，以及怎麼觀察、提問、思考、推理與確立事實的角度與方式。我藉由雷科夫對美國政治的認知分析，由認知框架的角度，探索政治言說裡深度歧見問題的艱難之處，並篩選出雷科夫論述中對認知框架競爭的洞見。

初步來說，雷科夫認為政治是道德的事業，而現在美國的政治正陷於道德價值分裂的局勢。的確，自由、平等、公平、正義與幸福等等，都是美國民眾誠心願意共同擁護的理念。然而，對於這些理念的具體內涵、相應的制度措施，以及所牽涉的特定爭議性議題，例如稅率、貧富差距、教育、犯罪、死刑、墮胎、社會福利、健保、反恐、國安、外交等等，要如何處理這些議題，以及如何解決相應的具體問題，都呈現出一種深度歧見、分裂衝突的格局。在這種分裂格局背後，是一種定位「我們是誰」、「我們希望擁有怎樣的親子關係、維護怎樣的家庭價值」以及「我們活在怎樣的世界、要成為怎樣的人」的認知框架的競爭與衝突。雷科夫的工作重點，就是要把這種在政治場域與公共論壇裡，隱而未現但卻深深左右政治言論與行動的框架競爭與衝突，有系統、有條理、有根據、有佐證，且清楚明白地寫出來，講出來，並傳播出去。

在此值得先對「框架」的用法略做進一步的說明。當「框架」作動詞用時，它指如何把組織、秩序帶入問題情境，以建立一種看待問題的特定角度與方式，包括如何觀察、描述、思考、推理，以及如何形成對於問題情境一種直觀的把握。這種看待問題的特定角度與方式，對認知過程有著程度不一的約束作用。本文有時候就用「框束」（「框架」加「約束」）來表達動態的框架及其有所約束的作用。當我們把認知框架如何如何的動態過程，用「起點／過程／結果」的完形型態來掌握其結果的特點時，作為名詞用的認知「框架」，就適合用來指稱這種完形型態。[1]認知框架的競爭與衝突，就是這種完形型態的競爭與衝突。當這種完形型態在人的認知系統裡成為一種穩定的結構，例如在不假思索時就自然用上，或者認知者總是在第一時間通過它來形成對於問題情境特定的看待方式，本文就用「認知模式」（cognitive model）來稱謂這種相對穩定的認知結構。在這裡，「相對」所標示的是：有些模式已經根深蒂固，難以改變；有些模式則仍可在各種影響下被調整，被改變；有些模式則宛如社會風潮般，流行過後便自然消逝或退位。

雷科夫用「新啟蒙」（New Enlightenment）定位上述從認知框架的分析到傳播出去的工作（Lakoff, 2008: 13）。在此，我先藉由對比十八世紀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與雷科夫新啟蒙的差異，說明本章的論述起點及問題核心所在。大抵而言，啟蒙運動敦促人走出過去宗教傳統的不當限制；擁抱理性，敢於思考，勇於求知；參與、推動或支持科學新知的探索；批判性地反思人的限制與未來；在倫理與政治領域裡，追求普世的價值與真理，並且有著在身為人的條件下由自己來、為自己做的自信與探索精神。在普世價值與真理面前，如果彼此意見分歧，那是因為經驗、歷練與教養的差異，或尚未掌握好問題的複雜度，或證據蒐集未臻完善，或一時疏忽，或其他限制性因素所造成。原則上，人與人之間是沒有化解不開的歧見，因為我們都擁有共同的理性能力，分享一致的推理方式以及對適當理由的要求（Ferrone, 2015: 182, ch. 12）。

然而時至今日，在價值領域裡，在許許多多議題上，我們依然意見分歧。雷科夫新啟蒙的起點就在於點明：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所謂的普遍理性，其實夾帶著一種迷思，一種誤使我們以為終將能經由共同的理性去化解所有歧見的迷思（但請注意，這不表示理性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從人如何進行觀察、如何設定問題，以及怎麼思考、推理與確立事實和理由等等活動來檢視，人的認知、推理與直覺的模式是多樣的，而且彼此所用或善用的模式，有時非常不同（Lakoff, 2008: 7-8, 13-15）。雷科夫新啟蒙的論述重點在於政治場域裡認知模式差異巨大時的言說策略。雖然雷科夫沒明白接著這麼說，不過我們可稍微再進一步推演如下。只從「共同的理性能力」來回應意見分歧的情況，會讓我們看不到深刻的、艱難的人類處境：由於有時彼此之間認知模式差異巨大，以致沒聽懂對方的話但各自不知道，而更難為的情形是，即使最後明白對方的意思卻感覺不到對方觀點的相關性與重要性，更嚴重的則是明白後反而加深一種來自他者存在的威脅感與敵意。

啟蒙運動讓人類文明經歷意見分歧的盛況，對人類未來的共同方向則秉持非常樂觀的態度。雷科夫的新啟蒙讓我們看到了意見分歧背後認知模式差異的困局。本文問題討論的重點就在於因認知模式的差異而導致的艱難困局，論述方式則是檢視雷科夫政治場域的言說策略，藉由觀其得失、取其洞見而展開。

在實質論述前，有幾點需要事先交代。對於雷科夫的認知分析，即便在細節上仍有待商榷和檢驗，本文假設它在大方向上無誤。本文關注的重點在認知框架與模式的分析，試圖從中篩選出可再深入探索的哲學洞見。附帶提醒，雷科夫所謂的認知框架與模式，不限於智性或理性，也涵蓋情緒、情感、直覺、想像、身體感與體驗等等。雷科夫很重視並參與了對於神經網絡，特別是腦如何實現心智的種種科研，並把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整合到他對政治心智的分析裡（Lakoff, 2013）。[2]限於篇幅，以下行文僅在必要時談到這方面的情況。宗教是美國政治的重要議題，限於篇幅以及宗教議題的複雜度與深度，本文並未論及雷科夫這方面的分析。[3]雷科夫常用「保守」（conservative）談共和黨傾向的觀點，用「進步」（progressive）談民主黨傾向的觀點，本文則直接用「共和黨」與「民主黨」來談，或者說是以共和黨與民主黨分別代表保守與進步的觀點，至於保守與進步陣營各自內部的差異，則略而不論。另外必須提的是，雷科夫數本著作都以美國政治認知分析為主題，主要問題、立論方式與核心見解，雖側重不同，但並無二致。在此主題上，雷科夫的《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Lakoff, 2016）是奠基之作。不過，為貼近本書主題，本章選擇雷科夫《政治心靈》（The Political Mind）（Lakoff, 2008）這本以新啟蒙的學理與策略為主軸的著作，由此出發，力求簡明展示其政治認知及策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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