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一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

虽然王家卫电影是这样说的，但尔冬升例外。时势使然，面子与里子，今日的尔冬升，两者皆是。

时势愈见败坏的这几年，尔冬升一直是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主席。疫情停办那年，他一个人对著镜头读毕整份得奖名单。2023今届金像奖《给十九岁的我》在争议之中获颁最佳电影，惹来满城风雨，尔冬升硬食挨骂，亦势所难免。业界门面以外，尔冬升已退居幕后监制多年，说白一点，就是替刚入行的新 导演埋班/召募团队、揾/找金主。

尔冬升呷著咖啡，说起自己当年有份推动的“首部剧情电影计划”，从首届得奖作《一念无明》到后来的《手卷烟》《沦落人》，以至去年的《灯火阑珊》《流水落花》，几乎每一部都上到金像奖红地毯。“早期不是很多人认同首部剧情片，但你看现在，香港电影最大的投资者，可能就是电影发展基金和古生（古天乐）。”

这个食字梗/谐音梗，尔冬升近期在每个访问都说一遍，但又好像不写不行：“拍电影最重要是有‘故仔’，不是那个‘故仔’，是这个‘古仔’。”因为我们见面的会议室一旁，刚好就放了古天乐的人形纸板。

“除了娱乐之外，是否可以留一个空间给创作人，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有价值的事。其实很多电影人都关注社会，他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就想将它拍出来。希望投资方都要支持。”

电影不只用来逃避现实尔冬升今年监制的两部电影《年少日记》和《白日之下》，前者正是“首部剧情”的得奖作，后者则是古天乐旗下的天下一电影出品。尽管两片映期相近，但不怕竞争，反而在上映前夕，双双揽下台湾金马多项提名。

尔冬升带著卓亦谦和简君晋，两个同样挨了十年终于拥有自己作品的香港新导演，分别交出了题材相对沉重的写实作品，一部是关于香港学童自杀；另一部则围绕香港残疾院舍的虐待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