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擁有多少小孩、選擇何種教養方式，其實都跟經濟學有關！育兒環境如何影響家長的教養決策？就讓經濟學家跟你說清楚、講明白。 教養方式大不同，專斷、放任、威信、忽略…… 為什麼我們這樣受教育，那樣養小孩？ 教養為何會是這種風氣？很多人以為是各國文化不同，但絕不應漏掉經濟這項因素。因此當亞洲經濟起飛後，教養方式都趨向較早開始發展的歐美。

過去兩百年，全球家庭結構與教養態度發生劇烈轉變：教養成本提高，人們因為資源有限減少生育，進而出現少子化現象；時代快速變遷，未來工作難以預料，家長從強調勤奮順從，轉為看重獨立與想像力；性別分工不再明顯，已沒有絕對適合男性或女性的工作。在這樣的環境下，家長如預期社會將變得更不平等、競爭更為激烈，他們回應的教養方式，就是想辦法讓孩子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並期望孩子有所成就。

兩位作者受歐美國家級研究支持，透過數據資料，結合過往的經濟學訓練、身為家長的親身經歷與童年體驗，將他們對家庭教養與總體經濟相互影響的觀察，歸納出育兒決策與行為背後的動機和因素。 透過本書，我們將能理解：在不平等的年代，金錢如何影響愛與教養？揭開教養問題的真相，進而做出最合適的選擇。

本書特色 ◆ 統整農業時期、工業化社會與當代各時期教養史，梳理過去、現今、未來的教養觀念，形成宏大的教養視野。◆ 觀察亞洲與歐美各國的教養風格與差異，收錄美國、荷蘭、瑞典、瑞士、英國、中國、日本等經典案例介紹。◆ 分析在各種宗教、政治、性別與家庭因素影響下，家長為何會有不同的教養選擇。

經濟誘因如何改變教養方式？

這本書的出版，最初始於一篇由我們撰寫並刊登在學術期刊的文章，標題為〈教養方式：代間偏好傳遞的利他主義和家長主義〉（Parenting with Style: Altruism and Parentalism in Intergenerational Preference Transmission）。 1我們從經濟角度去思考教養問題，發現許多學科（人類學、教育、歷史、心理學、社會學，當然還有經濟學）在討論育兒方法時，彼此很少有相互交流的機會。為了促成更廣泛的討論，我們在入口網站voxeu.org推出專欄「虎媽與直升機父母：教養方式經濟學」（Tiger Moms and Helicopter Parents: 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Style）。不少讀者提出回饋，鼓勵我們出書與更多讀者分享觀點，包括父母與希望更深入理解教養的一般讀者。這就是本書出版的緣起。

多年來，父母和小孩一直是我們的研究焦點。在開始研究教養方式前，我們主要研究人力資本累積、偏好（preference）、文化傳遞（cultural transmission）在家庭內部所扮演的角色。我們針對這些主題撰寫許多篇科學論文，而在過程中所學到的，比刊登於學術論文的摘要更多。在撰寫本書時，我們重新回顧過去幾年所做的研究，試圖運用前後一致的軸線整合這些研究；除了科學文獻外，也參考多種媒體出版資源（報紙、部落格、暢銷教養書籍等），深入了解人們如何看待教養問題。

在本書的一開始，我們分享自己身為父母和小孩的經驗，透過回想兒童時期的記憶，與現在的家庭生活相互對照。如今我們扮演的父母角色已經與上一代大不相同，當然這不是說我們做得比自己的父母好。我們相信若處於相同環境，我們的做法大概也會和上一代一樣。今天我們採用不同的方式養育小孩，並不是因為擁有較豐富的知識或見解，而是因為養育兒童的環境已和以往大不相同。基於這種精神，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說明「父母養育小孩的環境，如何影響他們的教養決策」。我們希望了解父母實際行為背後的動機，而不是提供建議，告訴家長應該怎麼做。

我們也參考了法布里奇歐太太的瑪莉亞（María）與馬蒂亞斯太太的瑪麗莎（Marisa）的經驗，並發現他們的兒時記憶和我們非常不同。再次強調，我們沒人宣稱自己擁有「最優秀的父母」，而是在四個不同國家成長：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和美國。在我們年幼時，這四個國家的育兒方式非常不同。更深入研究後，我們發現不同國家的教養方式，至今仍有顯著的差異。而我們四人成年後也各自在不同國家生活，因此又多了個人的成年經歷。我們結合這些個人經歷與學術知識，試圖理解為何各國的教養方式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

第一部探討的是現代的教養方式。我們的研究發現，最近數十年，美國及其他富有國家的教養方式日趨嚴格。在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父母的教養方式比現在放鬆許多，要如何解釋「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和「虎媽」（tiger moms）現象的突然崛起？我們的解答是「經濟誘因改變」，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同時期的貧富不均加劇。接著我們開始分析不同國家的情況，試圖了解為何不同國家的教養方式差異如此明顯，答案是不同國家的經濟誘因也不盡相同。第三，我們觀察到在先進經濟體系，不同社會階層的父母做選擇時有「教養落差」（parenting gap）。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落差？我們將說明收入和教育程度不同，面臨不同限制條件的父母，他們的經濟誘因有何差異。

第二部則是回溯歷史。為何過去幾世紀嚴格的教養方式如此受歡迎，但現今多數父母在小孩做錯事時不願懲罰？我們認為原因同樣是「經濟誘因改變」。透過同樣的視角，我們研究了性別角色在教養上的轉變；隨著經濟發展，從大家庭到小家庭的轉變過程；父母對於童工態度的改變；不同社會階層，如何形成不同偏好與價值觀並加以傳遞。

第三部是展望未來。我們研究政策與機構的影響，先聚焦於學校與教育機構，再探討政策干預，認為是富有與貧窮家庭的教養落差，進一步導致不同家庭背景的兒童機會更加不均，同時探討如何彌補落差。此外，我們也提出以下問題：如果現今貧富不均惡化的情況持續，下個世代的教養方式會是什麼樣貌？

如果沒有許多人的協助，本書不可能順利出版。瑪莉亞及瑪麗莎從一開始便鼓勵我們啟動這項專案。在實際教養小孩的過程中，她們也是我們的夥伴，影響了本書對於諸多議題的思考。關於本書的書寫要如何進行，她們持續給予我們支持並提供建設性的批評。在此也感謝孩子們激發我們的靈感，同時還得忍受我們長時間投入理論研究、忽略實際的教養責任，允許我們將大家的共同經驗寫進書中。

還要謝謝編輯莎拉．卡羅（Sarah Caro）鼓勵我們完成這專案，而且從第一份初稿到最後定稿，不斷給予精闢的編輯指導。謝謝我們的學校——西北大學與耶魯大學——給予的支持。書中提到的研究獲得了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補助案SES-0820409，德普克），以及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補助案100080_165616，里斯波提）的財務補助。我們有幸得到蘇黎世大學、西北大學和耶魯大學的優秀研究助理的協助，包括泰坦．艾隆（Titan Alon）、史蒂芬．賓德爾（Stefan Binder）、賽維林．連哈德（Severin Lenhard）、艾莉莎．瑪奇（Elisa Macchi）、尼娜．穆勒拜克（Nina Mühlebach）、薩巴斯提安．奧廷格（Sebastian Ottinger）、馬蒂亞斯．席夫（Mathias Schief）、維若妮卡．賽萊茲尼娃（Veronika Selezneva）、艾希利．王（Ashley Wong）、瑞秋．吳（Rachel Wu）與羅拉．茲維斯克（Laura Zwyssig），沒有他們的協助，不會有這本書的出版。還有提供我們有用回饋與評論的海蓮娜．艾波伯格（Helena Appelberg）、蓋布瑞爾．蓋塔尼亞（Gabriele Gatania）、庫夏爾．戴夫（Kushal Dev）、帕蜜拉．杜克曼（Pamela Druckerman）、盧卡．法薩尼（Luca Fasani）、凡妮莎．韓（Vanessa Han）、梁立新（Lixing Liang）、劉劉（Liu Liu）、大垣昌夫（Masao Ogaki）、艾莉絲．奧里諾（Alice Ollino）、裘蒂．歐諾（Jody Ono）、奇亞拉．普隆札托（Chiara Pronzato）、朱利安．沙樂爾（Julian Schärer）、魏翔（Xiang Wei）、張通（Tong Zhang）。我們的朋友與合作夥伴費邊．金德曼（Fabian Kindermann）、喬爾．莫基（Joel Mokyr）、蜜雪兒．泰提爾特（Michèle Tertilt），對書稿提供了寶貴的回饋意見。
最後（但不表示最不重要），我們要謝謝朱塞佩．索倫提（Giuseppe Sorrenti），他對這專案的協助遠超出助理的工作範圍。如果沒有其熱忱、想法、豐富的知識與投入，這項專案永遠無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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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競爭與高風險測驗

若說有哪個國家的學校系統發展是以評量和高風險測驗為中心，那就是中國。競爭考試的傳統可追溯到隋朝（五八一至六一八年）的科舉制度。到了明朝（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科舉成為選拔官員的標準流程， 12考試具高度挑戰性、生死攸關，因為只要當了官，從此就能榮華富貴：在傳統儒家文化中，士農工商以士為首。科舉制度在清朝末年遭到廢除（一九○五年），然而，共產黨政府於一九五二年又恢復競爭激烈的入學考試，而該制度於一九六六年再度被廢除，文化大革命誓言破除學業成績和職業的關聯，消弭不同背景學生間的隔閡。 13一九七七年，也就是毛澤東過世的隔年，中國恢復全國大學入學考試。由於之前停試時間過長，特別准許十三至三十歲的人都能參加聯考。 14

如今，中國整個教育系統都以考試為中心。學童的課堂時間多半花在模擬考上。孩子從小就競爭好成績，從托兒所開始逼迫孩子學習英文和乘法表。有錢的父母送孩子上托兒所名校，要他們贏在起跑點。香港的教育系統和中國不同，但競爭原則也很類似。法布里奇歐有位香港朋友曾分享，為了準備兩歲女兒的托兒所面試，全家都承受極大的壓力；還好女兒最後被錄取，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中國學生十五歲受完九年義務教育，如果想再升學，就得通過高中聯考（中考）。學生依聯考成績分發到普通高中或高職。想獲得高中文憑，學生得修滿規定的學分，並考過高中會考，或是所謂的高中學業水平考試。

雖然會考對多數學生來說只是一種形式，但算是前哨戰，緊接在後的是另一場攸關存亡的戰爭：全國高等教育入學考試（簡稱高考）是進入大學必須通過的資格考試。 15二○一七年，中國有九百四十萬名學生參加高考，多數省份是六月初進行高考，在為期兩天的考試中，全中國都屏息凝氣。第一天各大報紙的頭版多半是高考的新聞。考場附近的工程全都暫停、交通改道，以免干擾考生。各地鐵站廣播要大家禮讓考生優先上下車。救護車也在考場外待命，隨時協助因緊張而昏倒的考生和家長。當局祭出嚴厲措施來防止作弊：考生被抓到作弊要坐牢七年。 16監考手段非常嚴密：使用監視無人機和金屬探測器來偵測違法設備，學生還必須掃描指紋確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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