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行星上的智慧生命只有在开始思索自身的存在时，才算真正成熟。如果外太空的高等物种访问地球，那么为了评估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发现进化论了吗？”30多亿年来，生物存在于地球，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一个终于理解了真相。他的名字叫查尔斯·达尔文。说句公道话，其他人也曾触及零星而模糊的真相，但是达尔文是第一个对我们为什么存在给出一套自洽的、站得住脚的解释的人。如果好奇的孩子问起本章标题里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人类？”），是达尔文给了我们一个合理的答案。生命有意义吗？我们为何而活？人是什么？面对这些终极问题，我们再也不用诉诸迷信。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第一章第一节，1976）

历史的代码

第一次读到上面这段话时，我还是个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那时我就想：如果外星人还想知道地球人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水平，那么他们该问什么问题？

我认为，要是以重要性与奇特性来衡量，人类发展史上最引人瞩目、最值得追问的现象，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如果一个星球上的生产力爆炸已经启动，享受其成果的智慧生命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吗？

如果把外星人的第一个问题称作“物种起源之谜”，那么我们不妨把第二个问题称作“富种起源之谜”：人类，这个物种，是怎么变富的？

2008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出版了一本书，A Farewell to Alms[1]（Clark, 2008a）。书里有一张克拉克教授信手绘制的世界人均收入变化图（见图1）。[2]

这张图代表了一个当代学者对人类经济史的认知：人均收入曾在全世界范围内长期停滞——虽有波动起伏，但不见持续增长的趋势——直到工业革命发生，才在一部分地区开始持续稳健地增长。
从停滞到增长，转折点出现在1800年左右。在那之前，大约一万年的农业时代里，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食物有限而单调，一两种谷物就能占据食物的八成以上。营养匮乏使男性平均身高停留在160厘米甚至更矮。疾病在密集的人群中传播不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比不上狩猎采集时代的祖先[3]。

农民是生产食物和被服的专家，却为什么总在温饱线上挣扎？土地有贫瘠有肥沃，农艺或先进或落后，君主可仁慈可残暴——然而不管这些条件怎样组合，为什么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仍然陷于饥馁贫寒？

所谓富种起源之谜，其实是两个谜叠加在一起。1800年以前，人类为什么穷？1800年之后，人类是怎么变富的？其中第一个谜又是第二个谜的基础。不理解一开始为什么穷，就无从理解后来的转折。

1798年，一位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在他新发表的《人口论》中指出：人类之所以永远挣扎在温饱线附近，是因为人口增长率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富则生，穷则死），人均收入又随人口的增长而下降（人多就穷）。于是，人均收入一旦高于温饱线，人口增长就会稀释富余的果实，使人均收入永远徘徊在勉可果腹的水平。

写到《人口论》最后一章时，这位牧师本职觉醒，说他所发现的规律也许是神的旨意，好让人类在艰难困苦中永葆谦卑之心——正呼应了《圣经·创世记》里耶和华赶亚当离开伊甸园时的赠言：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无论是比喻还是信仰，把经济学规律和神咒联系在一起，说明马尔萨斯对贫困陷阱有一种非常前卫的认识：复杂的现象可以源自简单的规则——社科学者眼中的“上帝”应该像程序员一样，用公式和代码为生民立命，让自然规律自由演绎。而学者的使命就是参悟世象，破译这位上帝的代码。
可是，什么样的代码才配称神咒，能把人类长久地排斥在伊甸园外呢？

200多年过去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两条公理下的三行小“程序”：富则生，穷则死，人多就穷[4]——已是几乎所有科学家思考历史的基本框架。他的名望，在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家中只有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可以比肩。他的思想，在几乎所有历史研究中都不动声色地成为不可或缺的底色，至今还通过一流学者的学术畅销书，震撼着成千上万的读者。上面提到的A Farewell to Alms，整部书一半的篇幅都是用现代经济学的模型语言和实证结果对《人口论》的忠实重述。

平心而论，马尔萨斯的学说三言两语就能跟小学生说明白，《人口论》的深刻性终不如《国富论》《资本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马尔萨斯仍能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圣殿配享于斯密之侧，是因为他探究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除了马尔萨斯理论，很少有哪个社会科学理论能覆盖一万年、十万年乃至更久远的历史，并以发现者的名字为之命名——而人类历史不在“马尔萨斯时代”中的年份，不过200余年。

可是，马尔萨斯其实错了。本书将会阐明：真正桎梏人类陷于长期贫困的“神咒”和马尔萨斯所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即使存在，最根本的原因也不是马尔萨斯机制。

“等等。批判马尔萨斯？”有人会问，“马尔萨斯不是早就被驳倒了吗？”

的确，200多年来，说马尔萨斯这儿错那儿错的学者何止百千，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批评中，尤以下面两种声音最为常见[5]。

第一种声音说，现代经济增长已经证否了马尔萨斯理论。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马尔萨斯对“1800年以前人类为什么穷”的解释没有问题，只是1800年以后遇到了新情况。果真如此，这些批评者所谓的证否恐怕是言重了。如果马尔萨斯真能解释工业革命前上万年的历史，这样的成就还需要吹毛求疵吗？

第二种声音多见于人口学和经济史学的研究。研究者考察前工业时代个别地区的经济人口数据后往往发现，“富生穷死”的马尔萨斯效应远比马尔萨斯想象的弱，人口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关系不大。其中最被广泛引用的研究就出自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人口学家罗纳德·李（Ronald Lee）之手。他在40年前开启的一系列实证质疑，至今仍是学者批评马尔萨斯理论时最主要的攻击点[6]。

光看这些批评，刚接触文献的读者很容易形成一个错误印象，以为马尔萨斯早就被驳倒了。但是，几乎所有批评马尔萨斯的学者，包括我的导师罗纳德·李，都只是质疑马尔萨斯机制于一时一地之强弱。几乎从没有人挑战过马尔萨斯理论最核心的贡献：对1800年以前全球人均收入的长期停滞——所谓马尔萨斯陷阱的解释。

所以，马尔萨斯主义者总能很轻松地回应：历史那么长，水滴石穿，马尔萨斯机制的力量再弱小，你能说马尔萨斯陷阱不是它造成的吗（Clark, 2008b）？就连罗纳德·李自己都说：“无论这个拉力（马尔萨斯机制）多么弱小，只要它存在，持之以恒，就终将主导人口的动态变化。短期不行，就在长期中实现（Lee,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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