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网络政策中心(Cyber Policy Center)国际政策主任、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特别顾问。
经过多年的争论，15%的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终于生效了。这些突破性的新规定是为了防止大公司（通常是科技行业的大公司）涌向避税港或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司法管辖区。预计每年2200亿美元的税收可以帮助落实许多公共政策解决方案。但是，尽管这项协议的墨迹还没干，现在也是时候开始讨论一项新的协议了：针对人工智能公司征税。
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带来了许多社会挑战。全球失业是一个主要的预期影响。虽然政治辩论仍主要集中安全和保障方面的危害上，但各种研究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将对劳动力造成深刻颠覆。正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去年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期间提出了关于工作的未来的问题。在与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的一次谈话中，他不经意地提到，我们必须预见到一个“不需要工作”的社会。这种情形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不仅仅是像马斯克这样的科技特立独行者预测了重大颠覆。高盛(Goldman Sachs)的一项研究预计，未来10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使全球经济额外增长近7万亿美元，同时预计美国约三分之二的就业岗位可能受到人工智能影响。麦肯锡(McKinsey)预计，未来6年，美国多达30%的工作时间将被自动化。除了那些已经面临淘汰的人之外，还有1200万人需要“职业转型”。
尽管咨询师们乐观地认为，人工智能将“增强”而不是取代工作，但ResumeBuilder的研究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商业领袖表示，2023年人工智能已经在取代工人。没有迹象表明，更先进版本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会放缓对就业的影响。
尽管情景不同，但它们都预示着相似的趋势。工作岗位将会被取代，即使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有经济上的好处，这种转变也需要大量的公共政策努力。政府需要关注本国经济的具体情况，并逐个行业地预测人工智能的影响。
在企业方面，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公司成了世界上估值最高的公司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科技公司帮助推动了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有可能加剧资本向更少公司的集中。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ğlu)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在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表示：“在过去40年里，自动化提高了生产率，使企业利润成倍增长，但它并没有在工业国家带来共同富裕。”换句话说，自动化的好处不会自动共享。（这对全球南方就业的具体影响需要更多的研究。）
如果不进行干预，技术革命的下一章可能会再次将利润私有化，同时将减轻其危害的成本推给公众。支付福利和重新培训失业工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代价：它们还预示着那种容易导致政治动荡的社会转变。几代人以来，工作不仅是家庭收入的基础，也是人们日常生活和使命感的基础。试着想象一下没有工作你会做什么。
为了重新平衡人工智能的成本效益影响，使其有利于社会，并确保必要的应对措施是完全负担得起的，对人工智能公司征税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措施。我不曾想到，2024年伊始，我会同意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观点——他们两人都曾提议对代替工人从事工作的机器人征税。但现在我确实同意他们的看法。需要对他们的计划进行更新，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展考虑在内。
一场导致全球政治共识的辩论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现在就应该开始。必须就收入或利润的征税比例以及征税目的达成一致——是专注于减轻失业，还是更广泛地解决人工智能的多重社会影响？考虑到中国和美国都是领先的人工智能开发国，而且尚未在国内实施最低公司税率规定，激励措施和执行措施必须行之有效。
达成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花了数年时间。考虑到人工智能即将给社会带来的成本，讨论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公司有针对性地征税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