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从事影视行业的好友给我发来万玛才旦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办公室的工位上打瞌睡。我半信半疑地开始在微博搜索，希望找到辟谣的消息澄清误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发讣告，巨大的哀伤冲散我的困意，我去公司的卫生间扣上马桶盖坐了好一会儿，脑子里嗡嗡地回想才读过不久的他的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
万玛才旦是一位作家和导演，1969年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他不但用藏汉双语写小说，也因他在藏语母语电影的成就，和对藏族主创团队、藏语创作的培养和扶持，而被认为是中国百年影史藏族母语电影的开创者。他与被他所影响的一代电影人产生了一种新的电影类型，被称为「藏地电影新浪潮」（又做「西藏新浪潮」）。去世时他53岁，仍然活跃在创作一线。
去年夏天，我趁新旧工作之间的过渡长假回到拉萨，想要暂离齿轮般的城市生活节奏和逼仄的楼宇。谁料想，五年之后重回故乡，恰好赶上了严格的疫情隔离。西藏也开始搭建方舱，强制转移某些藏民社区。在拉萨严格执行足不出户、严格消杀、下楼排队做核酸的50天里，我靠读闲书强迫自己从微博日常的愤怒中抽离。其中万玛才旦的两部小说《乌金的牙齿》和《故事只讲了一半》，算是补偿了我回藏度假休息的愿望，给我以无比的慰藉。他的许多故事有着标志性的开放式结局，其中一些甚至会在关键的高潮情节戛然而止。
《故事只讲了一半》短篇集中的同名篇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讲述了一个民间文学机构的藏族文字工作者去采风。第一人称讲述者「我」是一个与北上广打工人几乎无差别的典型上班族。他每天吃同样的早饭，是牛奶鸡蛋而不是酥油糌粑；他上班打卡怕迟到，要配合本单位领导，应付「上面」的检查。
相比之下，「我」的采访对象扎巴老人讲述的则是魔幻的奇观化故事的另一极端：轻浮的藏族老汉对修行者瑜伽大师开玩笑，说自己在庄稼地种下的是「屌」 ，瑜伽大师回报以丰收的「祝福」。秋天他的田地果然长出了许多大屌。遭人议论的老汉尴尬地采摘下一个，送给见多识广的老寡妇，请她出主意怎么办。 「老寡妇接过来拿在手上掂了掂，说：『长得还挺结实的。』」然而，就在故事高潮吊起读者十足胃口时，老人身体不适，要求「我」明日再来。可惜，采访者等不到这个因逞口舌之快「种屌得屌」的离奇轶事如何收场：老人女儿凌晨来电话说「阿爸刚走了。」
「之后，是死一般的沉寂。」
对于爱听故事且对于结局有强烈好奇心的人而言，「故事讲到一半」就戛然而止算是某种酸爽的失落。 《故事只讲了一半》中，这个魔幻的故事如何结局却绝非最让人惦记的部分。采风者在单位办公室、在采风路上、约见在乡政府工作的大学同学的叙旧中，所体现的普通人的生活变故，虽然被作者伪装成故事背景，在我眼里却是真正的核心和精髓。这些关于现实生活的描述平白朴实，如流水般潺潺道来脚踏实地的藏地生活的真实现状。其中，采访者在与扎巴老人的对话中，老人察觉了采访者对其女儿的爱慕，尝试撮合采访者和自己的女儿。他试探说：「你觉得旺姆怎么样？」「我闹不懂你们年轻人在想什么」，随后也不紧逼，「我明白，你是吃公家饭的，也要找一个吃公家饭的才合适，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这是藏族同胞与你我无异的日常，温情脉脉但又充满了克制的分寸感。
万玛才旦擅长这样寥寥几笔勾勒出藏族人现代生活中与我们相通相同的人情世故，比起那些耸人听闻的奇闻轶事更加牵动人心。由于篇幅合适，情节有趣，我曾把这一篇当做睡前故事，朗读给我的恋人。当我念出上述的女儿宣布父亲离世的结局之后，他迫不及待地问我,「那他们在一起了吗？」故事里没有答案。不仅仅是小说，万玛才旦的电影也常常呈现出在交错纠葛的生活境遇中不得不作出选择的人们面临的踌躇和困境，并且留下一个如梦似幻的开放式结局，让人遐想联翩。我的另一位好友也饱受这类开放式结局的折磨，评价道：「他的电影像鬼一样，看罢之后久久缠上你。每每想起，我总忍不住关心后来那些人物到底怎么样了。」
万玛才旦正是拥有这样魔力的创作者。他的突然离世仿佛是一个残忍的恶作剧，模糊了其生命与其作品之间的界限，让他的人生与他未讲完的故事构成了这样的俄罗斯套娃式的呼应，戏弄着我这样被吊足胃口的读者和观众。但是，让我悲伤和失落的真正原因，却不仅仅是对他未来作品和故事结尾的惦记。万玛才旦在艰难的环境下用艺术创造了一种通用的语言，超越了地域、民族和语言或任何一种类型学。他穿过藏地复杂的差异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触及了人性的同一性：你我本没有什么不同。
「藏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
我是成长于拉萨的汉族人，或许因为一些故乡情结，天然关注涉藏题材的作品。 《金银滩》、《农奴》这类走革命斗争路线的作品印象已经不深了。童年，我在父母单位的大礼堂观看过《红河谷》。这部涉及殖民与反抗叙事的主旋律战争片难得流畅，演员宁静在该部电影中的表演非常出彩，但英雄主义的叙事牺牲了其他的人物，藏汉民族和外国侵略者因为剧情需要较为脸谱化。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03年发生于英军和旧藏军之间的甘孜保卫战，它离今日的生活已经非常遥远。
遥远的不仅仅是主旋律历史战争片。从《蝙蝠侠：侠影之谜》到《奇异博士》，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常挪用西藏相关的符号来强化异域叙事。从《可可西里》到《冈仁波齐》，中国涉藏电影题材在生态保护和坚守信仰的议题上获得了成功，但藏地总是明信片中的风景和亘古不变的文化标本。坦诚讲，尽管关于藏地、涉及藏地的影视作品很多，但藏族角色银幕呈现单一，藏地文化难以摆脱符号化、同质化装饰品的角色。作为观众，我对这一主题的作品充满审美疲劳。
西藏的确因为其特殊的地理地貌和文化宗教，成为一个被投射了许多想象和情愫的空间地域。 「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早已是深入人心的旅游宣传口号，让前仆后继的旅行者认为它是探索心灵、寻求治愈、寄托愿望的向往之地。文化上的西藏也早就是长盛不衰的创作题材和灵感资源，旷日持久地滋养了藏汉以及海外的创作者。然而，西藏越是被想象成一个纯净无污染的世外桃源，它也就越是难以摆脱单一、落后、应该安于怀旧和完全符合对少数民族想象情结的刻板印象。人们越对西藏神秘主义有迷思，就越难以看清西藏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关注生活其中的活生生的人。
文学影视作品中，创作者对藏地进行「他者化」也是常规操作。前不久饱受争议的作家马原，早年就因为涉藏题材的作品跻身所谓「先锋作家」行列。几年前，我是闲逛上海思南书局，发现有一角落陈列的全部是藏族题材的文学，马原的《拉萨河女神》书名吸引了我。从天葬到乱伦，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游客视角，作品集合了具有许多吸睛的主题和代表性的藏式元素。作者沉浸在那种差异化的文化体验带来的兴奋感中，肆意铺陈渲染，炫耀由经幡哈达酥油奶渣建构起来的异域风情，很多人物被架空，成为了只为讲出魔幻故事或者承担冒险游戏的功能性角色。这类作品与其说在书写藏人藏地，不如说是对藏地投射想象和营造，抒发创作者个人的情绪表达。
马原当然不是唯一这样描写藏地的作家。从《藏地密码》到《水乳大地》，不仅仅是汉族作家和外国作家在书写藏地题材时充满了对西藏风土人情异域化、奇观化的描写，连部分藏族作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内化「他者」视角，在题材的选择和呈现方式方法上迎合神秘的香巴拉式的审美倾向，把雪域奇观作为迎合观众猎奇口味的招牌。这类作品在其艺术造诣和创作技法上或许有所成就，因为迎合性和可读性或许更具有商业成功的潜力，可以收获大量的读者和观众。但异域风情总是老生常谈，藏地文化难以突破某种类型素材的宿命，遮蔽了实际上更丰富的多元性。
万玛才旦的作品当然绝非完美，电影镜头语言风格朴实而学院派，对于相关主题缺乏兴趣的人或许会觉得枯燥缺乏娱乐性。他的小说也没有完全切割。但不会轻易架空藏地、升华异域，而是对人物的真实境地掷以关心，保持交流和沟通的愿望。他个人曾在采访中说，「我做电影，希望纠正外界对藏人固有的看法，呈现更加真实的藏地、藏人」，「藏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他常常用精巧的方法标记出藏地现实生活，告诉读者观众藏地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困境，与流变的外部世界息息相关。
他的电影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讲述的是藏传佛教寺院中僧人和其亲友之间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一个藏地环境下，但其中安排了广播、电视新闻、DVD藏语配音版的《西游记》、戏中戏《智美更登》和简陋的录像厅播放香港片的传播媒介。小喇嘛自己想要看DVD，但最后穿梭于各地之间让师傅和小活佛也能看，「己所欲亦施于人」的无私分享充满温情。深山寺院中的藏族僧人也可以感受到现代媒介环境的变迁，他们的精神世界何尝不是也因此产生了变化或触动，他们原有的价值判断和人生选择何尝不是有了影响？
从《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到《气球》等，万玛才旦的作品把藏地叙事从淳朴自然的宣传画中解放出来，以自觉的镜头语言打破与世隔绝世外桃源的迷思，把藏地与外界，过去与现在进行连接。他仿佛要叫醒那些沉醉在香巴拉式神话里的观众，告诉他们，藏族人并非不知今是何世的「他者」，藏地与我们同在、同呼吸。学界和行业认可万玛才旦作为「藏地电影新浪潮」执牛耳者的地位，与他艺术造诣在民族主体性上的贡献不无关系。
《塔洛》（2015）剧照。
夹缝中消融二元边界
初次观看《塔洛》时，开头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这个牧羊人办身份证的故事，莫名以主人公在派出所「为人民服务」的大字前全文背诵了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为开场。他的藏式唱调的普通话如同念诵经文一般流淌，大胆并且微妙地并置了政治话语与宗教信仰在孤儿牧羊人价值观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对在西藏谈论文革等历史事件和民族问题的敏感性有所了解的观众，我是吃惊的。
尽管指出了藏地与内地共享这段政治历史，但万玛才旦并非刻意涉及西藏文革的敏感题材。电影主人公向派出所公职人员炫耀自己几十年不忘的超强记忆力，才有了这段背诵，敏感的政治话题作为潜意识的价值主张得以悄然出场。这种模棱两可的平衡感，让万玛才旦能够在严格的审查中像走钢丝一样开辟他需要的喘息空间。镜头语言中对「框」与「镜」等手法的运用又直白地表现了他的艺术意图。万玛才旦本人在采访中提及该作品过审在意料之外：「你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题材里面选择很小的切口去表达、创作，并且要自我审查。」他本以为一个关于救赎，不牵扯任何商业和政治的剧本《杀手》会通过，但是没能。 「反而《塔洛》涉及到很多东西，却通过了。」
作为创作者，万玛才旦所面临的限制和困境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当然有言论限制和审查的因素，但同时也因为他所面对的议题担负着历史包袱，在民族立场上有着现实的复杂性。在各种内外力的作用下，姑且不论藏地是否如主流话语那样用70年快进的方式经历了「封建农奴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拉萨确实从旧城发展成拥有肯德基、屈臣氏和万达广场的现代都市，边疆牧区都程度不一的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从农牧到工商，经济结构的变化之外，社会风俗，家庭伦理、人际关系、生态变化等一系列急骤的社会变迁伴随着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更遑论极富争议的若干次社会事件。哪怕回避掉宏大的政治和民族历史差异，以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为基础，人们在生活细节中，在工作交谈中的思维方式也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