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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原文：“金融精英”的失落：中国金融业限薪，百万年薪时代落幕

今年七月，中金公司一名女员工的自杀新闻在舆论场引发关注。

透过网络上的信息碎片，女孩的生平被一点点拼凑出来：1994年出生的她今年刚满三十岁，985本硕毕业，生前供职的中金公司在金融业内有“贵族券商”之称，人均年薪一度超百万——不过，因为2022年起蔓延开来的金融业降薪潮，这个数字已经成为历史。

对于这样一位世俗意义上的“精英”的自杀原因，外界有房贷压力、产后抑郁等猜测，而降薪无疑是雪上加霜。谈及此事，一位头部券商投行部的员工表示，身边同事在同情和共情之余，人人自危，“她，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

长期以来，证券行业都是“高薪酬”“金饭碗”的代名词，这个行业也曾给予从业者期待中的回报——年景好的时候，在以中金公司为代表的头部券商，应届生的基本工资少则30万，多则50万，还有平均12个月的年终奖。

但从2022年开始，面对下滑的市场业绩，以及限薪令和“阶段性收紧IPO节奏”等监管新政的颁布，券商纷纷“降本增效”。2023年，超过一半的上市券商的员工人均薪酬下降，其中多次因为高薪登上风口浪尖的中金公司，人均年薪比两年前减少近40%。到今年，情形愈演愈烈。

行业的萧条，重塑着从业者对于自身生活的规划和想象。他们不得不放弃昔日对“金领”生活的期待，适应从“买东西不看价格”到“能省则省”的消费降级，也更谨慎地做出诸如买房买车的资本性决策。对于工作，有人选择“苟着”，也有人辞职，转行，因为“这个行业现在没法弄”。

实际上，外界对于金融业高薪的批评由来已久，降薪的呼声也喊了多年，直到种种因素汇聚到了一起——下行的经济环境，势在必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涌动的社会情绪，以及最根本的，中国政府对金融业“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立业之本”的定位。

“中国特色”降薪裁员“地主家也没余粮了，”许莉说，“每家券商都在想怎么control budget。”

2021年的夏天，许莉入职一家头部券商的投行部门，“亲眼见证了公司从最高点一步步滑落”。

三年后，当中金女员工轻生的消息传遍社交媒体时，许莉正在外地出差，点开同事发来的链接，中金、降薪、抑郁、房贷压力几个关键词让她瞬间胸口一滞。

无法自抑地，她一头扎进网络上的信息碎片中，想要弄明白，这位与她年纪相仿、求学和职业经历也相仿的女生，买的房子在哪里，花了多少钱，背了多少贷款，“其实不在于具体什么房子，就是想知道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觉得喘不过气，以至于生活都无法继续下去”。

等到许莉从各色小道消息和同行们的激烈讨论中抬起头，已经是一个半小时之后。手机被刷到发烫，她觉得头晕眼花——不仅是因为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还因为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心慌。

“我们跟她其实是非常像的一类人，说白了，她，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她说，身边的同事大多有类似的感受，同情和共情之余，人人自危。

时间拨回到四个月前的一个下午，同事们相继被老板叫进办公室。许莉心中一沉，知道降薪这一天终于还是到了。

有的同事被叫进去，很快办公室内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她隐约听到平时通宵加班也能保持情绪稳定的同事在怒吼，“为什么这样对我”。还有的同事走出办公室后，直接哭了出来——同事离婚不久，带着一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

这些激烈的反应，许莉都没有。没有质问，没有吵闹，她平静地接受了薪水骤降的事实——相较行情最好的年份，接近腰斩。

“老板还能说啥，这个公司就这样，这个市场就这样。我能接触到的老板也只是一个兵，高级牛马而已，大家都是受害者。”她说。

实际上，在降薪正式落地前，许莉和同事们早已感受到寒意。

去年年末的绩效评级结果是一记重锤。许莉自诩工作认真不惜力，B的评级让她“傻了眼”，几位平时“加班很积极”的同事也只得到了B甚至是C的评级。绩效影响晋升，也和年终奖直接挂钩，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也拿不到配得上辛苦程度的钱”。面对这样的“双重否定”，许莉说，不少同事都“心态崩了”。